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奋战“十三五”，决胜全面小康，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凝聚人民力量。今年的“两会”，热点多多，精彩纷呈。为做好两会精神的学习宣传，新闻中心将陆续遴选部分专家解读文章，以飨读者。　　　　　　　　　　　　　　　　　　　　　　　　　　　　　　　　　　　　　　　　　　　　　　　　　　　　　　　　　　　　　　　　　　　　　　　　　　　　　　　　　　　　　 ——新闻中心

 

 

树立五大理念（解读政府工作报告·读数）

（《 人民日报 》2016年03月06日 06 版）

 

6.5%—7%

区间目标有多重深意

解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代表

采访人：本报记者 刘志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将GDP预期增长目标设定为一个区间范围，有何深意？

 

“区间目标的提出增加了经济工作的灵活性，也符合现实情况，会让稳增长和促改革实现更好的平衡。”蔡昉告诉记者，确定6.5%的底线既是保就业的需要，也是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实现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据测算，在2015年GDP增速为6.9%的基础上，今后五年只有年均保持6.55%的速度才能实现翻番，6.5%是底线；确定7%的上限，则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速总体趋于放缓，越往后难度会加大，因此“十三五”开局之年的增速应高一些，这样也能起到提振信心的积极作用。总起来看，以区间方式确定增长预期目标，意味着我们可以接受的经济增速弹性范围有所扩大，这样可以避免各方的关系绷得太紧，有利于推进结构性改革。

 

实现“6.5%—7%”的GDP增速，难度主要来自哪里？

 

“现在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不佳，使我国外贸受到一定影响。不过，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具体来说，就是适龄劳动力供给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速减慢、投资回报率下降等因素降低了我国的潜在增长率。”蔡昉表示，进入新常态后，潜在增长率已经从过去的10%以上降到了7%、6%左右，要回到10%左右的增速既不现实也没必要，“根据我们的测算，‘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为6.2%。”

 

困难面前，应当如何应对？

 

蔡昉认为，经济增速放缓是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但是应尽量保持平稳，因此适度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增长是有意义的，“但这么做也要有限度，一是在加大投资力度时，要重点瞄准百姓真正急需的基础设施、扶贫脱贫等短板，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也要用在减税、减负、降低企业成本上；二是稳增长的目的在于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过去讲的宏观经济政策大多是需求侧的工具，今后的工具箱里应有更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方案。”蔡昉说，实现GDP增长目标，归根到底还是要靠重点领域的改革。他举例说，像户籍制度改革就可以收到“一石三鸟”的效果，“到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如此算来，每年1600万人口从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之后，既增加了劳动力供给规模，又重新配置了人力资源、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还能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

 

3%

增赤字用于减税降费

解读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委员

采访人：本报记者 吴秋余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这体现了稳增长的要求，也体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委员认为，今年财政政策的安排既立足当前实际、有利于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又着眼长远、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谋势蓄势。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我国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5600亿元，赤字率提高到3%。

 

贾康认为，衡量财政赤字高低主要看占比，今年将财政赤字率从2.4%提高到3%，力度超过以往，但从国际经验看，依然处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横向比较，我国财政赤字率和政府负债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都是相对较低的。

 

“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这样一来，企业就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产品创新和转型升级，从而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贾康说。

 

贾康表示，减税降费也将激励企业更积极地考虑技改投资，相比政府投资，企业投资将更有效率，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也更能符合市场需求，从而全面提高供给水平，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今年5600亿元的新增赤字，其中5000亿元用来减税降费，相当于政府以让利方式为企业提供了发展资金。”贾康说，与过去单纯加大政府投资和给予企业财政补贴相比，减税降费的政策更能激发企业的活力，也为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一种重要的制度供给创新。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5月1日起全面实施营改增，同时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明确提出全面实施营改增的时间表，同时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这给试点行业和相关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贾康介绍说，营改增作为一项结构性减税措施，实现了由“道道征收、全额征税”向“环环抵扣、增值征税”的转变，不仅消除了重复征税，也推动了服务业等快速发展，很多企业都盼望营改增早日全面推开。

 

1000万人以上

精准脱贫不落下一人

解读人：农业部原副部长高鸿宾委员

采访人：本报记者 朱少军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农业部原副部长高鸿宾委员说，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今年要完成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任务。

 

高鸿宾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扶贫开发成就举世瞩目。但也要看到，扶贫往往先易后难，越往后成本越高、难度越大，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靠短期措施、常规手段已经难以奏效。多年来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当前又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等新挑战，新时期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高鸿宾说，中央打响脱贫攻坚战，采取一系列超常规举措，彰显出战胜贫困的决心和信心。扶贫离不开投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增长43.4%，国家各项惠民政策和民生项目，要向贫困地区倾斜。这意味着更多真金白银投入贫困地区。

 

高鸿宾说，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坚持精准扶贫脱贫，重在精准，贵在精准，成败在精准。要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问题，路径已经很清晰。扶真贫、真扶贫，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能都照一个模式去做，要分类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立足当地资源，实现就地脱贫；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发挥好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作用；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对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由社会保障来兜底。

 

“扶贫脱贫是硬任务，各级政府已经立下军令状，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高鸿宾认为，脱贫需要久久为功，只要全社会合力攻坚，脱贫目标一定能实现。

 

两个13%

货币政策更灵活适度

解读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

采访人：本报记者 王观

 

“今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比去年的12%略高，总体依然保持了稳健灵活适度。”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认为，今年GDP预期增长目标为6.5%—7%，如果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保持在3%左右，加起来为9.5%—10%，确定13%给M2增速留有较大余量，是比较合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3%左右。姚余栋认为，从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社会融资规模以来，对于该指标的监测已经历了较长时间，全社会对于这一指标的认可度和适应度也有所提高。目前，社会融资规模中已经有10项指标，能够较全面反映整个金融部门支持实体经济的状况，同时也能更好地显示出我国金融体系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姚余栋表示，以往我们更多关注的是银行信贷量，但近年来，直接融资发展较快，比如去年债券发行的增速已经超过20%，如果还是单纯观察银行信贷，就没有考虑到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并且，未来间接融资的比例还会有所下降，直接融资比重将继续提高，使得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条腿走路，协调发展。

 

M2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3%左右，两个13%是否能实现？

 

姚余栋认为，相比过去仅仅实现一个目标，要实现两个13%的目标难度增加了。从数据上看，今年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已达到141.57万亿元，在这么高的基数上再寻求13%的增长显然不容易。可以说，两个13%的目标增加了货币政策的难度，但是从保持货币市场的稳定和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角度看，两个13%的设定又是比较合理的。“我们有信心实现两个13%的目标。”姚余栋说。

 

如何实现两个13%的目标？

 

姚余栋认为，货币政策方面，应当统筹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准备金率、再贷款等各类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传导机制。当前，我国整个货币政策框架逐步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转变，但也不能完全依靠价格型，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考虑，一些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存在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因此，姚余栋认为，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为主、价格型为辅，转向价格型为主、数量型为辅是比较合适的。

 

1000万人以上

有信心保持就业稳定

解读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代表

采访人：本报记者 李心萍

 

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政府连续第二年将就业预期目标定为这一数值。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这一就业目标高不高？

 

“从总量上来看，1000万人只是底数，实现应当没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代表说。

 

为何如此乐观？“去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9%，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超过全年预期目标。”郑功成表示，原因就在于现在我国就业岗位的增加对GDP增速的依赖性正在逐步弱化，而对于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依赖性在强化。

 

“具体而言，我国新增就业正越来越依赖服务业。”郑功成说，去年，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上升到50.5%，首次超过50%，而由于第三产业正是容纳就业的最大空间，因此就业成为去年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只要产业结构继续向好，我国就业的基本面就不会发生改变，1000万新增就业岗位的目标就能够实现。”

 

完成就业目标难在哪？郑功成分析，一是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难与用人荒并存。他指出，这一结构性矛盾又突出体现为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高素质劳动者上。找到工作容易，但找到好的工作岗位难；同时有些工种招不到人。

 

二是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可能面临部分职工再就业的问题。

 

三是新生代农民工仍在持续向非农产业转移，如何提高农民工的技能素质，也成为高质量完成就业目标的难点。

 

四是随着化解产能过剩推进，部分职工将失去现有的工作岗位，如何解决好劳动力在部门、行业间流动也将成为工作的难点。

 

郑功成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另外，随着简政放权等政策的持续推进，政策对就业正持续释放利好。调查显示，平均1个创业企业或项目可吸纳从业人员8.44人，今年创业带动就业的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我们有信心保持就业基本稳定。”郑功成说。

 

3.4%以上

降低能耗就要去产能

解读人：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委员

采访人：本报记者 寇江泽

 

去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6%，创下近年来最大降幅，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3亿吨标准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4%以上。“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要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委员表示。

 

高吉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发展方式粗放，能耗强度过高。近年来，我国单位GDP能耗逐年下降，粗放的发展方式正在转变。低耗能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加大，高耗能的重化工业比重降低；落后产能不断淘汰，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截至2015年底，我国已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单位GDP能耗下降18.2%。

 

实现单位GDP能耗下降3.4%以上的目标难不难？“这就需要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涉及人员安置、银行债务等问题，难度不小，但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坚定决心。”高吉喜说，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举措，比如推行“一挂双控”措施，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挂钩，对高耗能产业和过剩产业实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强约束。今后要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特别是对钢铁、煤炭等高耗能行业，要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采取综合措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要加大清洁生产力度，在生产过程中降低能耗。通过采取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落实清洁生产方案、提升清洁生产技术水平、促进生态设计、完善政策支撑等措施，推行少消耗、少排放、高产出的先进清洁生产方式，促进节能减排。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能源结构都会以煤炭为主，这就需要在煤炭清洁化上下功夫。” 高吉喜说。（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6-03/06/nw.D110000renmrb_20160306_1-06.htm）

 

 

决胜全面小康（解读政府工作报告·读词）

 

（《 人民日报 》2016年03月06日 07 版）

 

“人地钱”挂钩

调动城镇化积极性

解读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李国祥

采访人：本报记者 王浩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键要调动人口流入地政府的积极性。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对这项工作不积极，因为接收转移人口越多，承担的成本越高。李国祥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人地钱”挂钩政策，正是从上述问题入手，理顺利益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

 

李国祥分析，转移人口流入地政府主要面临两对矛盾。一是人口数量增加和城市空间有限的矛盾。“人地”挂钩，实现城镇建设用地新增指标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相挂钩，城市吸纳的转移人口越多，建设土地指标也随之增加，缓解了用地矛盾。二是人口数量增加和市民化成本过高的矛盾。吸纳更多的转移人口，意味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扩大社会公共服务范围。“人钱”挂钩，财政转移支付和中央基建投资安排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能实现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减轻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人地钱”挂钩政策能解决新型城镇化中“人难进城，钱难筹措”的问题，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者的成本共担机制，调动地方政府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积极性，有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步伐，让农民真正能在城市里留得下，过得好。

 

代表点评：

 

广西桂林市市长周家斌代表：“人地钱”挂钩政策能够从制度层面破解当前城镇化进程中“人难进城、地难流转、钱难筹措”的矛盾，能够实现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同步、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

 

好政策要落地，还需要各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探索。比如，为缓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钱难筹措”的问题，可以通过大力推广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让更多农业转移人口成为真正的市民。（本报记者 苏银成 庞革平整理）

 

“互联网+政务服务”

群众少跑腿不添堵

解读人：中兴通讯副总裁 鲍钟峻

采访人：本报记者 余建斌 刘诗瑶

 

“以前不是不想提供方便，而是技术上达不到，互联网帮助我们实现了这一目标。”鲍钟峻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政务服务”，顺应了提升政府效能和信息社会发展的趋势。简政放权有两个重要的驱动手段：行政体制改革和信息化支撑。审批时，常出现申请人遗漏材料的情形，过去只能再跑一趟。现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把个人材料放在云端，配合数字证书、指纹识别等信息安全手段，大大提高了群众办事效率和审批效率，做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鲍钟峻认为，“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助于政府实现高效和阳光化的管理。“比如创业者办理企业登记，过去要5天甚至更多，现在可能半天搞定”。通过集中和共享数据，还可杜绝部门间相互推诿的“懒政”行为。鲍钟峻指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帮助政府在简政放权中平衡好“放”和“管”的关系，从“重审轻管”逐步变成“放管结合”和“精准监管”。政府放权，不代表政府监管职能的削弱，在给百姓提供便利的同时，不应降低政府的监管标准。信息化技术可帮助实现这一十分具有挑战性的目标，通过对多渠道数据的挖掘分析进行更有效、更精准的监管。由此既能提升社会的整体创新能力，又能保证社会的治理能力。

 

委员点评：

 

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委员：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既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也有旺盛的潜在需求。我国幅员辽阔，政府向所有公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有一定的难度，这就给了“互联网+政务服务”巨大的发展空间。比如申请护照，用传统的办法，老百姓都要跑到大城市。如果能大力发展网上政府服务，简化程序，不但能节省政府工作人员和公民的时间，而且会在良性互动方面产生十分有益的作用。（本报记者 尹世昌整理）

 

光网城市

乐享数字化好生活

解读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所长 敖立

采访人：本报记者 王政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一批光网城市，推进5万个行政村通光纤，让更多城乡居民享受数字化生活。

 

敖立介绍，光网指的是用光纤传输的网络。目前，我国骨干网、城域网都已经采用了光通信，但在接入网也就是连接到千家万户的“最后一公里”上，很多还是采用“铜缆+非对称数字用户环路（ADSL）”接入方式。为提高带宽，近年来，固网运营商纷纷用“宽带+光纤”逐渐替代“窄带+铜缆”。

 

那么，什么是光网城市呢？敖立说，国际上有种说法，光纤网络已经覆盖了超过70%人口的城市，可以称之为光网城市。但这个定义既不准确也不适合我国国情，因为我国的城市都有广袤的乡村，光网城市究竟是指城区还是包含乡村的整个行政区？覆盖率究竟是运营商端口数量与宽带家庭总数的比例，还是宽带用户与城市人口总数的比例？接入带宽究竟应该达到多少？工信部正在研究相关标准，未来将公开发布。

 

敖立指出，“光网城市”并非简单的城市光纤改造，在光网城市整体解决方案中，引入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打造综合能力平台，整合智能传输管道，为用户带来众多、崭新的数字化应用才是重中之重。为此，在光网城市建设中，要加快推进城市系统中个人、物和组织之间的物联化和互联化，以塑造“智慧城市”为目标，利用高速宽带网络推进“互联网+”战略落地，真正实现响应政府、惠及民生、服务企业，强力支撑个人、家庭、城市及整个国家的信息化。

 

代表点评：

海南省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倪强代表：建设光网城市，让更多城乡居民享受数字化生活，充分体现了共享发展的理念。城乡发展统筹兼顾，以光网建设为抓手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实现公共信息服务均等化，这既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器，也是执政为民、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光网基础设施的完善，必将推进“互联网+产业”进一步融合，给城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智慧城市”“智慧乡村”的建设将有利于推动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和民生保障水平的显著提升。（本报记者 黄晓慧整理）

 

工匠精神

提升中国制造质量

解读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罗民

采访人：本报记者 王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工匠对自己生产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和极致的精神理念。”罗民认为，工匠精神是工业文化中“工业精神”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其内涵十分丰富：精益求精、注重细节，保质保量、不投机取巧，耐心专注、不断完善，专业敬业、力争第一。

 

罗民指出，工匠精神是工业制造的灵魂，历史证明，世界工业强国的形成与它们对工匠精神的重视密切相关。当前中国很多企业的产品质量上不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严谨的工匠精神。企业过度追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带来的短期利益，从而忽略了产品的品质。

 

罗民强调，制造强国建设是技术创新、匠艺精进的过程。文化基因对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变革具有基础性、长期性、决定性的影响。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应充分认识工业文化的支撑保障作用。在“中国制造2025”全面落实阶段，弘扬工匠精神，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还可以创造巨大的价值，更是提高工业主体主导力和竞争力的有效保证。

“一个拥有工匠精神、推崇工匠精神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纯粹；少一些投机取巧，多一些脚踏实地；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专注持久；少一些粗制滥造，多一些优品精品。”罗民说。

 

代表点评：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首席技师赵郁代表：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工匠精神让我们一线产业工人感到十分振奋。从20多年前一名流水线装配工成长为今天的全国劳模，我深有体会，中国要从制造大国成为制造强国，关键在于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这不仅需要大批科学技术专家，也需要千千万万能工巧匠。工匠精神的广泛传播需要政府出台更多鼓励政策，让工人们更有职业认同感。（本报记者 贺勇 王昊男整理）

 

大病保险全覆盖

大病就医更有底气

解读人：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朱铭来

采访人：本报记者 王君平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这能进一步减轻居民就医负担，让大病就医更有底气。”朱铭来说，“大病不是以病种病情而论，而是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为界定标准。全覆盖是指保障对象和保障范围全覆盖，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全部纳入，所有省市全部推行。”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380元提高到420元。朱铭来介绍，大病保险个人不用再缴费用，资金从城乡居民医保年度筹资时新增的政府资金中提取，也可用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结余基金，或从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中划拨一定比例或额度。

 

“实行大病保险，未来城乡居民的大病医疗费用总体实际报销比例能提高15%以上。”朱铭来认为，大病保险的全面实施能有效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朱铭来认为全面实施大病保险只是托底保障并非保险箱。“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央财政安排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160亿元，增长9.6%。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之外，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及慈善救助等制度间互补联动，共同构建一个全方位的医疗保障网。”

 

朱铭来认为，大病保险补偿机制应强化提质增效。按照医疗费用高低分段制定大病保险支付比例，医疗费用越高，支付比例越高，鼓励地方探索向困难群众适当倾斜的具体办法，努力提高大病保险制度托底保障的精准性。

 

代表点评：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李秋代表：大病医保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拓展和延伸，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一起，构成了居民医疗保障的“双保险”。落实大病医保全覆盖，其普惠性功能将大大提高，更多个人和家庭将从中受益。大病医保是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的进一步保障，有利于促进改善病患的生活质量，增强政府公信力，也有利于促进改善医患关系和医患信任度，促进社会和谐。（本报记者 李坚 蒋云龙整理）

 

大众旅游时代

旅游走进日常生活

解读人：中国旅游智库秘书长 石培华

采访人：本报记者 王珂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这是一个鼓舞人心又十分精准的判断。” 中国旅游智库秘书长石培华说，大众旅游时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旅游消费的大众化、常态化——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常态化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旅游就业和创业的大众化——旅游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已经超过10%，旅游业已经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对旅游市场、旅游产品、旅游话题等的关注社会化；旅游投资大众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现代旅游发展的主体。

 

在国内旅游大众化之后，出境旅游业也迅速大众化。继汽车、房地产等产业之后，旅游业是难得的具备五个全大众特征的产业：全社会消费、全社会投资、全社会贡献、全世界交流、全要素全产业融合发展。

 

石培华认为，政府工作报告精辟地指出了旅游业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切实举措。

 

一是优化时间供给，破解旅游发展的时间瓶颈，推进落实带薪休假，既能有效扩大消费，也有助于缓解旅游消费集中带来的系列问题。

 

二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薄弱是旅游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报告提出加强旅游交通、景区景点、自驾车营地等设施建设，在补短板的同时培育自驾游等新业态。

 

三是旅游市场秩序是发展中的最大痛点，报告提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可以说是旅游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保障。

 

委员点评：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委员：“大众旅游时代”一词非常精准地概括了我国目前旅游发展所开启的新阶段。旅游越来越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成为国家提升内需的一大动力。迎接大众旅游时代到来，迫切需要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补上旅游基础建设短板。应当加强监管，打击宰客行为，严肃处理“青岛天价大虾”“哈尔滨天价鱼”等害群之马，维护旅游业声誉。此外，也应该加快打造新景点，除了积极引入国外高品质的主题公园，还应积极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优势，兴建有中国特色的魅力景点。（本报记者 尹世昌整理）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6-03/06/nw.D110000renmrb_20160306_1-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