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立广

这个悲剧故事使我们都开始关心起安娜的命运。在近一个月之后，也就是昨天，中央电视台的三位记者专程去采访了她。他们忙活了一天，回来时还把安娜也带来了。他们个个喜形于色，说这一天很有意思。记者徐春源说得更棒：“我今天最大的发现是，语言不通照样可以交流，我们依靠绘画、比试，把安娜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接着小徐开始绘声绘色地谈起了安娜。

安娜是依靠国内一家环境保护民间组织，自己筹措经费来这里进行“人的生存极限”研究。她本人是一位画家，曾在国内外办过多次画展，这次来南极的经费就是在法国一次画展上卖画筹措的3500美元。她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体验南极，是用心、用彩笔去体验。她绘的是抽象派的画，她用废旧报纸揉成的碎片（预先涂抹上油彩）拼成了一幅纳尔逊冰盖彩画，送给了长城站。在五彩斑斓的山体中央，一道银白的冰体飞泻而下，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传达着一种自然苍劲的信息，那是一种神奇的原始力量。而那如星空、如灯火的五彩又传达着作者内心对生活的热情，尽管这种热情在纳尔逊冰盖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随时都有可能熄灭。

记者们去的时候，安娜兴奋地几乎跳起来了。首先是因为她一个月来首次见到了人，而且是见到中国人，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是礼仪之邦，细心而周到的中国人给她带去了方便面、水果和一些蔬菜、罐头。看到这些，安娜高兴地叫起来了，因为她已经面临了生命的极限：橡皮艇漏水漏气，不能用了，与外界的联系断绝了，食品如果不是用极限的配给制早就该用完了。安娜一再用英语说“谢谢”，小徐除了说“No谢谢”之外还想表达一下中捷两国是老“同志”的意思，可是安娜的法语很好，俄语尚可，英语则很差，英语的“同志”她听不懂。小徐就画了两个手拉手的男人，并比划着安娜和自己，表达了同志的意思。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安娜跳起来用俄语说了一句“达瓦里希”，小徐虽然听不懂俄语，但感觉到安娜明白了，回头一问果然证实了。

我们的一箱食品，并没有让她在她的环境规范方面作出丝毫让步。当陪同的小张率先向捷克站走去时，安娜拉住了他，并指指地面上那些发草，意思是不能践踏。她领着他们沿着山边走去，在不得不越过苔藓和地衣的一段路上，有一块长达5米的木板架空桥，以保护其下的小草。这段故事实在感人，对南极生物圈的这种珍惜确实使一些同志汗颜。长城站的同志又一次接受了环境保护的教育，也许这比南极环境保护的口号，比那许多纪律、条款更有意义，因为这是落实条款的行动。

今天我们在赴捷克站时也找到了这条“安娜小道”，并顺着这条小道上了山。安娜没有和我们一起回来，她要去西海岸将另一条新运达的“独木舟”划回去。我们拜访了她的小屋 （南极的房子都是没锁的），并拍了照片。尽管墙上、桌上有她的许多画作和小制作，我们都很喜欢，但谁也没有动一下。驾驶员小黄还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套中国的分角元金属币。从他的行动中，我感受到了他所受到的感动，我也在桌子上留下了一枚科大的纪念章，并用俄语给“安娜同志”留了几句话：“亲爱的安娜同志，您好！我们，中国人，是您的朋友。我们都很喜欢您，尊敬您。祝您成功！ ”

安徽日报2014年6月10日《南极一百天》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