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创新的意识有多强，创业的激情有多高，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广。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要“释放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形成“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李克强总理在两院院士大会作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报告中指出，要发挥好人力人才资源优势，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创新激发活力，创业推动发展。当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时代鲜明的主题，不仅一批批年轻人勇立潮头，院士智库也早早引领了创新创业大潮。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创业格局，打造出不一样的“双创”升级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郭光灿：

“兵团作战”赢得颠覆性创新主动权

有人认为，从电子计算机发展至量子计算机，将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颠覆性影响。自理查德·费曼上世纪80年代提出利用量子体系实现通用计算的新奇方法至今，已有30余年。其间，这一颠覆性创新技术一直被赋予诸多期待，世界各国也争相布局，期望抢占领先地位。

但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量子计算机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却对当下中国量子计算机创新体系的发展表示不甚乐观。“我国研究进展落后美国非常明显，差距在拉大。”他说。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量子信息领域有诸多成果，但郭光灿认为，这些成绩还算不上颠覆性创新成果，因为其学术思想仍源自国外，只是中国“技术与性能更好一些”。

在他看来，量子信息领域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当属量子计算机的研制。目前各国尚未研制成功通用型量子计算机，所以谁能抢占先机，谁就有可能赢得未来量子计算机领域的话语权。令郭光灿担心的是，在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中国的布局还是晚了一些。

“‘十二五’期间，国家科研在量子计算机布局的布局投入比较少，到了‘十三五’时期，国际上在相关领域进展得已经非常好了。”郭光灿担心，依据目前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来看，他们有望在5年内做出一些初级应用产品，而我国的发展步伐已然落在了后面。

如同当下中国遭遇的芯片问题一样，量子计算机的研发也面临各种高技术器件的突破，其中最艰难的便是量子芯片的研发。

量子芯片的技术路线有超导量子芯片、半导体量子芯片等多种体系，而郭光灿团队所选择攻关的是半导体量子芯片体系。他告诉记者，目前该团队已经将半导体量子芯片做到了三个量子比特，与国际上水平相当。

“半导体量子芯片我们花了十几年时间，才跟国际水平相当，但超导量子芯片我们却没有做。”郭光灿表示，这样的发展加速度很难超越国际团队相关领域的发展脚步。

而在量子计算机发展中，中国发展的迟缓还不仅仅体现在芯片层面。郭光灿告诉记者，量子计算机包括量子芯片、量子软件、操作系统等，是个系统工程，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布局相较于国外都显得有些滞后。

与此同时，他也观察到，当下不同高校、科研院所有多个团队在从事量子计算机研究，但却十分分散，“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像打游击战”不成规模。

他建议研究强调目标导向，将基础研究、工程技术等团队组成一个产学研联合团队，从硬件、软件、材料等不同层面共同布局，并通过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让年轻人不再受发论文、申请“帽子”的影响，扎扎实实将通用量子计算机研究推向深处。

这其中，他也看到了中国创新体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希望战略科学家拥有长远布局的胸怀和眼光。“科学家要有这样的眼光，某个领域需要哪些方面的内容，就要有所布局，不能擅长什么就做什么。”他说，只有这样长远布局，并且形成“兵团作战”的合力，才能在类似于量子计算机这样的复杂系统工程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

“敢于挑战”铺就创新创业路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记忆中，创业历程里最艰难的时刻，不是来自于难以突破的科学技术难题，而是在市场推广中的碰壁。

2001年3月11日，在邓中翰和他团队的发展史，乃至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历史上，都是值得铭记的一天。在这一天，邓中翰团队研发的“星光一号”多媒体芯片诞生。这一芯片因功耗是国际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运算速度达到当时国际同类产品的8倍，而备受关注。

邓中翰团队研发的中国芯性能，虽然在国际上赢得了肯定，但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仍面临重重考验。有一次，邓中翰到日本索尼公司推广中国自主研发的芯片时，被对方用短短几分钟就打发了出来。因为对方自认为是图像处理技术的鼻祖，并不相信中国团队能够研发出性能优异的芯片。

走出索尼公司的大门时，邓中翰心里就暗下决心，“我还会回来。”他的诺言在4年后得到了兑现，“星光五号”被用在了索尼笔记本电脑上。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过程还是很感慨。”邓中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人还是要敢于挑战，即使对方公司是该领域的领头羊，也要坚信自己能做出性能更优异的产品。”

回顾从科学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历程，邓中翰从来没有在挑战面前退缩，而是选择勇敢面对。

1992年，邓中翰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时，已经感知到了IT产业可能在未来社会产生的变革性影响，但他并没有拘泥于电子工程专业，而是在学习期间攻读了经济学，这也为后续的创业打下了基础。

“从科技成果到市场化的产品距离并不近，但要做好成果转化，科学家有时也要跳出既有的观念，用商业的思维来看世界。”邓中翰说。

毕业后，他选择供职IBM，但科技素养与商业思维的结合，推动他很快选择自己在硅谷创办公司。幸运的是，公司获得了成功。

彼时，中国芯片行业仍是一片空白。国内急需有人能在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中有所推动。看到了国内的机会，也受到国内前辈的邀请，邓中翰选择把创业的想法放到国内来践行。

1999年，邓中翰来到北京中关村，在工信部（原信息产业部）、科技部、财政部、北京市政府的直接投资和支持下，创建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承担“星光中国芯工程”。

从在地下仓库临时搭建实验室，再到和团队成员拿个人财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再到最终“星光系列”打开市场，甚至一度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全球市场份额的60%以上被国内外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邓中翰将理工科知识背景与商科思维相结合，在突破科技瓶颈的同时，也更深入地思考着市场的需求，并将科技成果转化成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向市场。

“这个过程中挑战一直都在，但是每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更好的打磨产品、提升团队的机会，我会选择更积极地看待这个问题。”邓中翰说。

至今，邓中翰回国创业已近20年，这期间“中国芯”已经在苹果、索尼、三星、戴尔等计算机和手机中有所应用，全球销量高达数亿枚。

然而，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让产品迅速迭代成为常态，芯片行业自然也是如此。这无疑给中国芯片带来了新的挑战。但邓中翰觉得，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自己身上肩负着责无旁贷的使命，那就是引领构建健康的产业生态来推进中国芯片的发展。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王佳雯采访报道）

《中国科学报》 (2018-05-31 第8版节选 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