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化学系化学物理专业，1982年2月毕业后，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求学，师从朱鹏年教授。1987年9月获化学博士学位后，又任博士后研究员至1989年5月。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伟伦化学讲座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教授、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邀请会士。在杰出青年基金资助下，吴奇于1996年在合肥建立了大分子胶体与溶液实验室，开展有关方面的研究。作为世界上最权威的激光光散射专家之一，他和其实验室以在高分子溶液、凝（冻）胶网络、纳米粒子和自组装方面的工作成名。其科学成就曾赢得“求是”青年学者奖、中科院杰出研究生导师奖、香港裘槎基金会杰出研究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奖项。鉴于其对深入理解高分子溶液中链构象和相变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吴奇分别于1999年和2003年获选为美国物理学会Fellow和中国科学院院士。

1977年10月21日，当《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这一条新闻后，整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开启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人追梦大门。

12月10日，全国570多万考生陆续走入高考考场，一代人的命运就此改变。正是借助了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考试，我们才有机会读千卷书，行万里路，能够平视这个世界上许多原来所景仰的。

回首当年，仍心存感激。在这个世界，比我们聪明的大有人在，比我们努力的人也大有人在，比我们既聪明又努力的人仍大有人在，我们个人的成长虽与自身的努力有关，但与国家则更是命运相连、息息相关。

试想，如果没有1977年高考前后国家命运的改变，没有邓小平的一锤定音，我现已是一名下岗或退休的中学教师。是高考和时代的变化使得我们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因此，与上一代相比，我们少了一些盲从；与下一代相比，我们则多了一点责任。

动荡中接受中学教育

1955年3月，我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一个普通的家庭。幼年，上了当时芜湖市最好的青山街（现为育红）幼儿园。1961年，我入学芜湖市第一中心小学，并进入市里六年制改五年制的教学改革试点班，采用的教材都是从北京运来的。三年级时，依据成绩淘汰了三分之二，我有幸仍留在试点班学习。

学校给我们试点班配备了最强的老师——王启凤（语文）和陈志伟（算术）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陈老师几乎每堂课都会出10道大乘大除的算术测验题，培养我们认真、快速和仔细的运算能力。正是得益于小学的严格算术训练，才使得我在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很少因计算犯错。5年完整和系统的小学教育给我打下了良好且坚实的基础。

1966年，小学毕业后，“文革”开始，中小学关闭。原本该上初中的我，流落到街道上，每天和小伙伴儿们上山捉麻雀、逮蟋蟀，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野孩子”。

两年后，中学复课，我进入东方红中学读书。初中两年，许多的时间都被“开大会”和“喊口号”占据，学习在断断续续中进行。初中毕业时，绝大部分比我大一岁的同学都被下放到农村，而我因年龄较小得以继续升学，并于1970年春季进入恢复后的芜湖一中继续学习。

幸运的是，正好有一批从大学下放到中学的老师，包括教我的罗擎珠（数学）、赵志秀（语文）、叶凤翔（生物）和严映红（化学，班主任）等老师。他们使得我在“文革”的混乱中得到了较完整的高中教育，受益匪浅。

成为一名编制外民办教师

1972年，高中毕业前夕。当时，国内整体教育环境有所改变，1973年邓小平复出工作，教学逐步恢复，然而因下放和退休等因素，中小学教师缺乏，芜湖决定在3600多名高中毕业生中挑选120名进入教师队伍，其中芜湖一中分到12个名额。学校决定通过考试从近300名毕业生中选出24名参加市里的选拔考试。

面对下放和留城的抉择，我决定参加考试，争取留城当民办教师，并最后在市里统一考试中，我考取了芜湖一中第一名。就这样，我和其他119名同学一起，在1972年夏天进入芜湖师范学校，参加了为期半年的集中强化培训。1973年，我先被分配到市教育局临时帮忙，做一些简单的行政工作；1974年初，再被分到芜湖二十中，担任一名化学老师，兼配合团委书记做共青团的工作。

当时，编制外民办教师的月工资仅有25元。然而，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对教书育人的热情与投入。当时芜湖二十中的校长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常常亲临课堂听课，检查备课笔记，并反复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将师生间的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我想，即使在今天，这样的教导也没有过时。

为了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以及避免学生们对告状性家访的抵触情绪，我们将家访常态化，即：无论学生在校表现好坏，我们都坚持上门向家长汇报学生的表现，既有表扬，又有批评。

家访通常都在下班之后。所以，每当我晚上八九点家访后回家时，奶奶总会开玩笑地说：“上夜班的回来啦！”回首往事，我是十分地眷念那段时光，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虽然贫乏和压抑，甚至无知和偏激，但充满了激情和理想。

如今，时代进步了，我们“落伍”了。今天的我也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同深度的灰色，再也不是我们年轻时想象中的那样黑白分明。

比其他人提前3个月复习

1976年夏天，我们学校有了一个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我没被推荐，很是遗憾。

1977年初夏，我冷静地分析了“四人帮”倒台后的形势，判断即使在推荐的基础上，今年一定会采取某种形式的考试，所以，从7月份起我就开始复习高中的物理和数学（我教化学，所以基本不用复习）。当10月份正式得知高考消息时，我已比其他人提早3个月开始了复习。

虽然信心十足，但我不敢有丝毫懈怠，谁也不想失去这千载难逢的“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梦寐以求”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那时候，我白天教书，晚上挑灯，常常夜读到凌晨。

1977年12月10日，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揣着自己的理想，带着家人的希冀，我走进了市二十九中的高考考场。两天的时间，我们分别考了理化、政治、数学和语文，另外，我还额外地加试了英语。理科加试英语是希望增加录取的机会。对当时的我而言，英语无异于天书。幸运的是，我复习到的一点点内容都考了，而没有复习的则没考。结果，我的加试英语竟然“意外”地考了76分（不计入总分）。

其间，还出了一点意外。第二天下午考政治，午睡后我匆忙离家时居然忘带准考证了，到了考场才发现，焦急之时，幸亏父亲看到我丢在家中的准考证，骑车赶来，把准考证送到考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当年是高考结束后才填报志愿。因在中学教书的缘故，我自然对化学相关的专业情有独钟，特别对化学催化更感兴趣。而当时厦门大学和南京大学有关生物固氮的催化研究常见诸报端，我想在这二中择一。巧合的是，有天我路过市招办，在门外看到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简章，其中的近代化学系的化学物理专业，也设有催化方向，并在安徽招收5名学生。相比之下，南京大学催化专业在皖仅招2人。考虑到“中签”几率，我选择了中科大的化学物理专业。回首往事，这一偶然的机遇和决定，最终改变了我求学和研究的道路。

因父亲的单位就在市招办的楼上，他第一时间知道了我被录取的消息。然而，午饭时，父亲并没有告诉我这一喜讯。那天下午，我从一位同学处得知。晚上，当我满怀欣喜地告诉父亲，他说“我上午就知道了，没告诉你，怕你会范进中举”。当年，好像满分是360分，中科大在安徽的录取分数线为275分左右，而我考了336分，在当年考入近代化学系的安徽考生中成绩最高。

艰苦而充实的大学生活

当年高考是各省出题，教学大纲参差不齐，新生水平相差较大。为了便于教学，入学第一天，学校就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化学的考分高至97分，低到4分。但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基础差的同学们奋进。经过补习一些中学的知识，许多同学都赶上了教学进度。

大学生活艰苦而清淡，对大部分男生而言，每个月36斤的粮票仅够勉强吃饱。由于上学前已工作多年，独立的我也羞于花费拮据的父母省给我的钱。因此，每月仅依赖于17元的乙等奖学金生活。

正是在中科大，面对来自全国的精英同学们，我才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何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基于四年的中学教学经验和独立的自学能力，我很快地适应了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四年里，我的所有考试成绩，包括测验、期中和期末考试，均在90分以上，最终以GPA 4.0的全优成绩毕业，并获得首届郭沫若奖学金（1980年）。

我特别庆幸在中科大遇到了许多一流的良师。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马兴孝老师，他住校内，我们大家经常在晚上去他家请教。他曾说过：“什么是世界水平？世界水平就是在几十个人里的水平！”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当时无法理解马老师所讲的，但今天明白了。我现在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字，上面就写着他对我们讲过的一句话：“做人、治学，二者缺一不可，但首要的是做人，其次才是治学。”

此外，我还深刻地记得原子物理课老师的一句开场白：“一个好的物理学家知道如何近似，而不是知道如何精确。”当时我无法理解其意。如今，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后，我才终于体会到其中的真谛，并以同样的话反复地告诫我的学生们。

走得再远，也未曾忘记初心

1981年，经中国科学院同意后，我们学校决定从77级中挑选40位应届毕业生，送往国外深造，以便今后补充教学队伍。但这40名学生要自己申请到国外的奖学金。近代化学系有5个名额，竞争激烈。幸运的是，学校规定荣获首届郭沫若奖学金的学生自动通过筛选。因此，我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并于1982年2月抵达美国纽约，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现为石溪大学）学习。

初到美国，反差极大，我经历了人生许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走进超市，第一次吃汉堡、草莓、冰淇淋……

经过5年半师从朱鹏年教授的学习，我于1987年夏天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其间，我太太（在芜湖师范的同学）也于1984年年底来到石溪学习，1986年年初儿子溪石出生，1987年年底有了女儿洋石。我太太也获得了英语外教硕士和语言学博士。我曾在博士论文的扉页上写下：仅将此论文献给我所属的土地和人民以及我全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相信我们当时的那份真情。

1989年6月，我获得洪堡研究奖学金，到德国巴斯夫公司，师从Dieter Horn博士。因此，我们全家去了路德维希港市。1992年，我决定放弃巴斯夫的永久工作，并降薪三成到回归前的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和研究。许多亲朋好友并不理解，甚至有些担忧。但最了解我的父亲则言简意赅地说：“水浒读多了！”

其实，我的决定完全基于心底里所追求的，我不可接受一辈子为别人工作的事实，我要为自己工作。这里的“自己”包含了“广义”和“狭义”的自己。妻子理解我，说：“回去吧，否则，你会死不瞑目的！”为此，我将终生感谢她。

1996年，经母校俞书勤老师召唤，在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下，我在中科大建立了第二个实验室，终于实现了母校当初送我出国深造的目的。

同世人一样，我也有人性的各种弱点，但对祖国和人民的那份热爱支撑着我向前。我相信，当逝去的时候，如果国富民强了，我可以自豪地说，这里也有我微弱的贡献；如果依然是民困国贫，我也可以无愧地坦言，已经和父老乡亲们同甘共苦了。

如今我已经走得够远，但心底里仍无比感谢1977年初冬的那次考试——借助那场公平的考试，我走出了家乡芜湖、安徽、中国；借助那场公平的考试，方可在世界上顶尖学府里报告我们的最新研究结果；借助那场公平的考试，我才有机会平视原来所景仰的……

回顾人生，我从不将自己取得的一点点成绩归于自身的努力；相反，我自感幸运和得以眷顾，一直受教于最好的老师，一直有理解、支持和相濡以沫的家人，一直有关心和爱护我的朋友和同事，一直在研究的紧要关口遇到好的学生……因此，我十分地感恩！

如今，我想对今天的年轻人说一句：请记住，无论何时何地，个人的命运都是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紧紧相连的。（本报记者张思玮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2018年11月2日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8/11/340504.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