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珊

 

6月17日，合肥。梁菊在等待一个时刻的到来。

 

她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今年博士毕业。9点钟是毕业典礼开始的时间。8点不到，她就在大礼堂找了位置坐下，不少家长跟着孩子一起过来，不到1800个座位的大礼堂很快就会没有空位。

 

梁菊的父母也来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中国科大。10年前，18岁的梁菊是一个人带着行李从广西坐火车来的。“我想让我的父母看看这个他们的女儿待了10年的学校。”

 

为了毕业典礼，梁菊特意准备了黑裙子、白衬衣和棕色皮鞋。当她套上红色的博士学位服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脊背，神情也严肃了几分。一会儿，她就要迈上那个一米多高的主席台，接受学校领导或某位学术大牛给她扶正流苏。

 

6年前本科毕业的时候，她也经历了类似的仪式，不过那个时候小小年纪的她留校硕博连读，对离别并没有太多感受。如今，她确实要离开这所学校了。“科大的环境，以及老师和学生都很单纯，我担心自己到外面不太适应。”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就在梁菊等待的时候，万立骏也在大礼堂的休息室忙碌着，他的眼前摆放了几条不同颜色的领带。平常的时候，他是个不注重穿着的校长，然而，这次不同，他要精心挑选一条领带，“孩子们要毕业了。”万立骏身高约有一米八，红金两色的学位服穿在他身上，华丽、庄重当中，更多了几分威严。

 

万立骏走上主席台，“同学们，你们在中国最好的学校接受了高等教育，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也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我衷心希望你们走出校园后依旧能成为你们所在群体中的楷模，做人格健全的社会公民，做有良知、责任和担当的知识分子。”

 

 

6月17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本科毕业典礼前，毕业生在礼堂前集体合影。图｜《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甄宏戈

 

红色出身

 

主席台下，胡伟武有点忙碌。他想借一件学位服，希望能够在一会儿拨流苏的环节和女儿一起上台，经历这个仪式。胡伟武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2002年，他曾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枚通用CPU龙芯一号，终结了中国计算机产业“无芯”的尴尬历史。

 

25年前，胡伟武毕业于中国科大计算机系，今天是来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的。当年他毕业的时候，只在系里拍了一张合影，也没有学位服可穿。“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如今我的女儿也是，我很骄傲。”借到学位服的胡伟武很兴奋，在典礼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和女儿一起走上主席台。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许武给他扶正了流苏。“我们现在是两辈科大人，争取出第三代科大人。”他冲着许武许了个允诺。

 

请知名校友上台演讲是毕业典礼历年的惯例。2011年，胡伟武被邀请为演讲嘉宾。他还讲述了一次经历。在北京中关村，有个路人问他“到科大怎么走”，他很诧异地告诉问路人，科大在合肥。后来他发现，原来对方问的是“北科大”（北京科技大学）。胡伟武又一板一眼地纠正问路者，“科大”特指中国科大，其他科大不能简称为科大。

 

胡伟武的女儿到科大上学有些偶然。

 

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胡伟武听许武讲，学校少年班学院开设了创新试点班，高二的学生可以来报考。他便想到了在清华附中读高二的女儿。胡伟武回到家跟女儿提起这件事情。一直将清华视为目标的女儿很是不解，“科大再好，能比清华好？而且，合肥那么偏远。”

 

胡伟武最终还是说服了女儿，他对她说，大学几年是她“系统性读书的最后机会”。“我在这个圈子里，知道哪个地方适合读书，学风怎么样，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科大是读书的地方。中关村附近有太多诱惑，有各种创业公司，可能也有各种机会。但本科的时候，还是安心打下扎实的基础好。”

 

胡伟武带的学生大多来自清华、北大和中国科大，他习惯于去分析每个学生的特点。“如果说，清华、北大的学生把傲气写在脸上，科大人则把傲气写在骨子里，埋头苦干，不受干扰。”也因为此，胡伟武曾总结过，科大人很多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而不是名人高官”，他的同学就是这样：没有位高权重的“大官”，但有很多重要研究所和企业的室主任、科研骨干等。

 

胡伟武的观察，符合中国科大的出身和气质。

 

成立于1958年的中国科技大学，其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两弹一星”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培养后备人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一场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蓬勃兴起，并向世界辐射。而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总体科技水平很落后，科研机构只有三四十个，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仅有600人左右。在这些尖端科学领域，国内更是一片空白，科技战线急需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而当时的中国大学所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满足国家的需要。

 

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明确提出，“科学院与高等学校应该重视高级科学干部的培养工作，并不断为各产业部门输送新的高级科学干部。”“尤其在力量缺乏、急需发展的学科，如果研究所高级科学干部都同时负责高等学校的教学任务，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的矛盾。”

 

1958年5月9日，中科院向聂荣臻副总理呈递办学报告。聂荣臻随即向周恩来汇报，并获得总理首肯。6月2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后，亲笔批示：“决定成立这个大学。”

 

从开始筹办到成立中国科大，只用了三个月左右时间。学校选址在北京玉泉路，首任校长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这所由中央决策创立的学校，第一批学生累计1600多人，学校的基本设施明显不够用。于是，一路之隔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将几栋宿舍楼腾出来，给中国科大作为学生宿舍楼。

 

也就是在这一年，刚刚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到中科院数学所报到不到一星期的史济怀被调到中国科大，理由是补充师资力量。

 

1958年9月20日，史济怀到中国科大报到，这天正好是中国科大的开学典礼。郭沫若正在作演讲，他将中国科大的校风概括为“勤俭办学，艰苦朴素，红专并进，团结互助”，要求同学们“继承抗大精神”。

 

郭沫若将他要传递的精神写在了中国科大校歌《永恒的东风》中，最后一句是“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后来，周恩来改了校歌中的两个字：把歌词中“为共产主义建设作先锋”中的“建设”改为“事业”。

 

郭沫若在致辞中说：“我们的学校是新建立起来的，前无所承，缺乏经验，这是我们的缺点，但也是我们的优点。毛主席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的学校如果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就请把它办成最美的学校吧！”

 

新成立的中国科大秉承“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设置13个系，由中科院各研究所的所长来任系主任，所培养的学生也是要输送到中科院各院所。这所学校聚集了当时国内各科技领域的精英泰斗：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大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数学所所长华罗庚是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主任、生物物理所所长贝时璋则为生物物理系主任……

 

在当年的力学系大会上，钱学森在宣布聘任教师名单的时候，曾高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教普通物理课的是物理学家严济慈；教高等数学的是1956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吴文俊；为大二学生上普通物理课的则有钱临照。

 

史济怀当时还是数学系的助教。他记得，作为系主任的华罗庚经常告诫学生不要好高骛远，要一步一个脚印。“华先生经常说，做学问必须从1、2、3到N，再到无穷。也就是说，你连一维的事都没有搞清楚，就不要去搞2维3维的，等2维3维懂了，再做N维的，然后再去做无穷论。”华罗庚还教导学生们：书要越念越薄，不能说只是念过书，而是要变成自己的东西。

 

在精英教育的理念下，中国科大将本科生的学习年限设置为5年，当时全国仅有两个五年制大学，另一个是清华。

 

在史济怀到达中国科大的第二年，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大便和北大、清华等另外15所历史悠久的学校被列为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

 

南迁之路

 

然而，中国科大之路并不平坦。

 

 “科大能够走到今天，是历经磨难的。它付出的艰辛远比其他大学大。”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生物物理学家王志珍毕业于中国科大，这位重量级的校友认为，“科大现象”值得研究。“历史会证明科大是一所因创新而存在的大学，她在中国教育史上，她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什么推动作用，历史会做出正确的评价。”

 

南迁，是中国科大遭遇的一次巨大磨难。

 

1969年末，“珍宝岛事件”致使中苏关系紧张。出于战略考虑，一纸疏散令，让北京的高校开启了下放的征途。中国科大的搬迁是所有高校里最彻底的。为了方便学校搬走，在玉泉路的大门口甚至专门修了一条铁轨。“出门就上车，一火车就把行李家当全部拉走了。”史济怀回忆说。

 

史济怀清楚地记得，学校从北京迁到合肥、落脚合肥师范学院原址的情形。搬迁使得设备损毁惨重，实验仪器、固定资产损失三分之二。“学校小，很多书籍、资料、仪器都在露天裸露着，学校挨着农田，农民在这里放猪、放牛，就像个牧场。”一个老校友还记得，当时，想要买个合适的螺丝钉、螺丝帽、铅丝，都得出差去北京、上海。

 

更大的损失在教师队伍上，当时，教师约流失50％以上。原来在中国科大任教的中科院院所的老教授大都留在了北京，跟来的多是年轻人。史济怀说，“下放前，数学系有100多名教师，下放后教授只剩了2人。”资料显示，到1977年底，中国科大也只有正教授8人，副教授10人，讲师126人。

 

中国科大东校区有的宿舍楼和教学实验楼，甚至是当年由一批老科学家们带着一批30岁左右的年轻助教、讲师建砖厂，自己动手烧砖盖起来的。这些“泥瓦匠”里面不乏陈希孺、钱大同、邓伟廉、徐家鸾、李先予等后来的科学大家，因此，他们又被戏称为“史上最牛烧砖工”。

 

师资的严重不足，使得中国科大一度危在旦夕。1972年至1973年，中国科大开始着手从全国各地调集毕业生回校工作，并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后来，校史上将其记载为“回炉班”。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中后期，各大高校都不敢在抓教学和科研方面轻举妄动，中国科大的决定无疑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史济怀就负责给这群人上课。“有人来造反，他们在学校贴大字报，说如果‘回炉班’办下去，就把我们赶出学校。我说，你们造反，我就走；你们走了，我再来。”

 

这批火线培养的教师队伍，充实了中国科大的教学力量，学校也由此开始有了自己的教师队伍。这一段特殊的经历，也成为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大迅速崛起并走在教学、科研前列的基础。而当时，其他高校在文革后期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处于瘫痪状态。

 

文革结束后，和中国科大同一时期外迁的农大、林大等高校相继回京。中国科大也曾多次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迁回北京，华罗庚、严济慈等都曾为此出面。然而，中国科大的返京申请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科大原来的玉泉路校区被其他单位占用。

 

1977年，回京无望的中国科大提出了“扎根安徽，把科大建成一个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的发展方向。

 

中国科大的老北门内，有一条通往第一教学楼的路，两边栽满了樱花。现在，学生们都称它为“樱花大道”；而原先，它叫“玉泉北路”——成为中国科大对那个回不去的地方的深深思念。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举行，“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更是深入人心。以“培养科技英才”著称的中国科大迅速走上了恢复发展和再次崛起的新征程，创建了国内第一个研究生院，并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同年，中国科大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少年班，积极探索早慧教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少年英才。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大在中国高校中独领风骚。1984年，英国《自然》杂志撰文称：“在中国，最令人鼓舞的学校要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她的蓬勃朝气与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考中国科大的省（市、自治区）理科高考状元一度达到16个。这个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科大在一个特定年代所处的鼎盛时期；这样的盛况，也是对这所大学许多年来负重前行的一种回报。

 

 

近代物理系博士生丁哲，用低温AFM进行二维材料表面磁性测量。图｜《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甄宏戈

 

“中国的MIT”

 

梁菊坐在大礼堂里，她在等待着迎校旗的时刻。当校旗从大礼堂的最后一排传递过来的时候，梁菊摸着校旗，有一种神圣感在她心中涌上来。

 

中国科大东校区大礼堂的座位不到1800个，这被戏称为中国科大本科不扩招的原因——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时候，大礼堂里容不下更多的学生。

 

“小而精”的中国科大，十余年来每年招生人数一直保持在1800人左右，专职教师约为1500人，师生比1:5左右。作为一项衡量大学质量的指标，美国优秀高校的这一数据通常在1:8以下。也许是因为如此，有人将中国科大称为“中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

 

1959年，王志珍考入中国科大时这所大学还在北京。同她一起进校的学生总共有1313人，其中，包括她在内的30人都来自上海中学。当时，王志珍在中科院有机化学所工作的哥哥王志勤和在北大生物系学习的姐姐王志美，都极力建议她读中国科大。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高校扩招成为一项对中国大学教育影响重大、众说不一的举措。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提出，教育能有效扩大内需，他以个人名义向政府提出扩大高校招生数量的建议。据他估算，每名大学生年均消费1万元，此外还会带动交通运输、餐饮、文化用品等生活资料的消费增长。

 

当时，中国大学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是1：7。这也是汤敏认为高校扩招具备的条件之一。他还指出，高校扩招可延迟部分高中毕业生就业，这将给下岗工人腾出400万～500万个工作机会。

 

最终，中央政府接受了这一提议。1999年6月16日，原国家计委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33.7万人，这样，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总人数达到153万。此后7年，中国高校在扩招路上一路狂奔，到2014年，高校招生总数达到700万人左右，相当于1998年的7倍。在扩招浪潮中，有的高校本科招生人数甚至过万人，清华、北大的招生规模也达到了3000到4000人。

 

中国科大也曾面临扩招的外界压力。1990年代初，中国科大每年本科招生约900人，到1999年前后逐渐增至1300人，并于2001年招收创纪录的1860人。但这个数字仍不能让上级满意。当时负责招生的一位领导回忆，教育部有人打来电话说，中国科大招人太少，让别的高校不好办。

 

也有安徽省政府的领导打电话给时任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希望科大能够再多招一些学生。而此时的朱清时已经发现，大学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教室挤满了、图书馆的座位也不够了、老师的教学任务变重了，甚至澡堂子也“下饺子”了。朱清时意识到，盲目扩招不是发展之路，势必会带来教学质量的下降，也会使学校失去核心竞争力。

 

“每一所大学都应该有一个极限容量，一个班有20名到30名学生，那么，师生之间就会有很好的沟通交流机会；如果是40至50人，就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上课就变成了‘报告会’，教学质量必然会大为降低。”朱清时说。此后，中国科大逆社会之大潮，坚持每年招收1800余人，不再继续扩招。

 

后来，安徽省规划设计大学城，鼓励科大带头进驻，并声称可以挑任意地段。“如果直接给我们土地，我们肯定要，可是，那得按照中国科大的规划来建设。然而，如果让我们去贷款，贷了款，我们怎么还？科大一直都是朴实过日子的，我们不是企业家，我们就想朴素地把学校办好。”朱清时又一次选择了拒绝，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学校变大了，校园变美了，同时也背上债务包袱，不得不再扩招和增加学费，如此将走上恶性循环。”

 

《2007年中国教育蓝皮书》披露，到2006年底，全国高校贷款额为4500亿到5000亿元。其中，吉林大学贷款达30亿元。假设贷款年利率按照5％计算，中国高校每年用于支付利息的资金就高达225亿到250亿元。

 

不扩招、不扩建，中国科大成了上级眼中“不听话的孩子”。而几乎同时伴随而来的高校合并政策，使得中国科大难上加难。从1992年到2003 年，中国对近600所高校进行了合并调整。当时的中国科大又一次顶住了压力。

 

上世纪50年代，科研力量基本上集中在中科院，依赖中科院建设的中国科大自然有着别的高校不可企及的优势。当年，王志珍将中国科大列为第一志愿。和她同一时期入校的，还有郭沫若的女儿、华罗庚的儿子、习仲勋的长子、陈毅的小儿子、罗荣桓的闺女。“那时跟现在很不一样，大家都愿意上科大。”

 

北大、清华如今的名声，与政府高教资源投入的过度集中密切相关。从上世纪90年代初，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就多次在公开场合称，“国家长期重点支持北大、清华不公平”，并指出“长期特殊关注一两所学校，不是个非常明智的做法”。纪宝成说，有一批各有优势、各有所长的学校，才能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支撑起来，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靠一两所学校孤军奋战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搞上去，这是不可能的。

 

2006年之前，只有北大、清华具有一级学科授予权；推荐研究生只有这两所学校不受限制；招生录取，很多地方政府给北大、清华特殊的优待。

 

北京、上海等地优势资源的集中，使得中国科大在招生上面临很大的挑战。在2000年以前，学校依然能招来全国最好的理科生。但是在2000年以后，中国科大招收的高分学生人数明显落在清华、北大之后；2005年开始，又落在复旦、上海交大之后。

 

2001年，后来升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朱长飞被安排去厦门招生。要招到优秀的学生，朱长飞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接触到学生。在厦门，不少高中将学生考上北大、清华的数量作为奖励的基本准则。

 

有的学校甚至在学生参加完高考之后，马上将学生叫回学校重做试题，然后立即批卷，根据二次考试估算的分数，来决定是否报考北大、清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学生想要报考其他高校，或者别的学校的招生老师想要接近学生，都变得非常困难。

 

朱长飞思量了许久，有一次径直走进学校广播站，趁工作人员不注意，对着麦克风大声喊了起来：“我是中国科大的教授朱长飞，我来厦门招生，我住在……”朱长飞迅速地将他来厦门招生所住的地方和工作时间广播出去，然后离开学校。

 

回到宾馆，朱长飞就在大堂等着家长过来。果然，有不少家长来咨询并表示了报考的意愿。但是过了两天，这群家长又过来对朱长飞表示歉意，说学校领导不让孩子报考中国科大。

 

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大在一些以规模数量为主要评价指标的中国高校排行榜上，排在十名开外。“如果科大还在北京，排名前三的一定是清华、北大和科大。”王志珍说，“地处合肥的中国科大，不具备地缘优势。”

 

 

教师和同学们共同研究弹头爆炸半径问题。

 

一切为了书桌

 

王志珍属于史济怀的学生辈儿。她记得，这位老师从20岁出头的年纪，一直讲课讲到80岁。“当时就是老教授给我们讲课，现在科大还是。”

 

重视基础课是中国科大的传统。一名四年制的学生，入学不分专业，前两年都需要学习数理化。王志珍当年上课就是如此，按照学校的教学计划，前三年主要学习基础课，后两年学专业课。在学时比例中，基础课占54.5％。“很多东西，当时并不一定用得上，但是会影响你处理工作和认识问题的能力，它实际上是慢慢给你注入一种东西。”

 

史济怀教的科目是《数学分析》。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门很基础的课程，内容多而且难，讲好这门课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教基础课对年轻人来说是没有长进的，三四十岁的年纪正是上进的时候，我来上这样的课，他们就有时间多教一些专业课，多点时间去做科研。不然，除非他们马虎应付，否则是不可能顾全这些事情的，这对学生来说也是不负责任的。”

 

史济怀曾这么形容自己的一生，“我的一辈子很简单，复旦毕业，然后就是科大。”他代表着科大的一种传统：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在这里，为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和副教授的比例达90％以上，上基础课的比例达63％左右。科大校园里，随处可见院士、“杰青”“千人”带着课本匆匆地奔向课堂。这在中国高校普遍由科研导向的大环境下，显得分外可贵。

 

中国科大对教学的重视可以从下面一组数字略窥一二：物理学院《电磁学》的课程是由34名教师“组团”来上的：教授16人，副教授10人，讲师8人。为了教好这门课，课程组编写的教材和参考书就近10本。“科研做得好，可以评院士、评‘杰青’，但是教学是个良心活，教与不教，教好与教坏，是不一样的。大学的根本是育人。”中国科大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窦贤康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为了将教授引向课堂，中国科大制定了奖励机制，引导教师到本科一线教学，对教师强化“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才”的初衷。“前些年教授的岗位津贴每年大约五万块钱，在此基础上，每上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就能多拿30％左右。”窦贤康说。

 

在中国科大，六七十岁还活跃在讲台的教授不止史济怀一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群退休的老教授组建了教学督导组，每个学期、每个人要到课堂去听三个老师讲课，并提出意见。从最初的十几人到现在的30人左右，督导组的成员最小的60出头，最大的已经75岁，多是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退休老教授。

 

这个学期，督导组的老师程福臻去听了《电动力学》课，课程一结束他就找到讲课老师，不留情面地提了三点意见：第一，电动力学是一门基础课，基本的图片可以使用PPT，但是推导一定要用板书；第二，讲课的时候，要突出重点难点，否则的话，作为理论课，学生很难掌握；第三，教学的过程中，遇到重点难点问题，应该跟同学有互动。

 

在中国科大，不仅要让学生学得好，还要给学生自主的权利——允许学生100％自主选择专业。这条规定是2002年开始在全校实行的，本科生在校期间拥有三次自主选专业的机会：入学一年后，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全校范围内选择学院或学科类；大二结束后可在学院或学科内选择专业；三年级后还可以进行专业调整或按个性化修课计划学习。

 

窦贤康在管理教学的时候甚至取消了转系要原任系主任签字的规定，只要学生转入的系答应收，学生便可直接转系。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很重要的是呵护、引导、提升学生的兴趣爱好、好奇心和求知欲，自主选择专业也是国际一流名校的通行做法。”中国科大副校长陈初升说，很多学生由于高考填报志愿时对学校、专业不太了解，或受家长、社会的影响，不能恰当地填报专业，所以很有必要在大学期间帮助他们逐步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潜能，并给他们重新选择的机会。

 

经常有高校过来取经，并表达疑惑：假如自由选专业，有的院系学生会不会跑光？“我告诉他们，要放心，学生不会这么盲目地去一个院系，如果真的出现有的院系学生走光了，说明专业设置和教学有问题，你凭什么要牺牲学生的利益，来维持这些院系的生存呢？”窦贤康说。

 

2002年自主选择专业的规定刚出台没多久，有个学院的学生就转出去了70％多；现在，这个学院每年的转出率也在30％左右。但是由于也有转进来的，所以各院系总体上保持着动态平衡。“如果一个学院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不符，或者科研做得不好，学生没有出路，学生数量萎缩是非常正常的情况，没有必要非要维持多少人。”

 

这个规定，也让院系开始产生压力，每年夏季学期，学校的大小院系都会开设专业宣讲类课程，集中进行专业介绍，并组织感兴趣的同学深入实验室和科研项目实地考察。

 

中国科大自主选择专业的创举，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志珍上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学生要从她所在的生物物理系转到原子能系，在当时那个以服从分配为纪律的年代，学校还是给这位学生办理了转系手续。

 

受中国科大学风、教风的熏染，王志珍一直都把教学融入到自己的科研生涯中。“学生的论文我都要改十多遍，甚至二十遍，不像现在一些人，为了多发文章，就让学生把原始数据给他们，他们自己写了发。我的目的不是发文章，而是要让学生有严格、全面的训练。如果一个学生，文章不会写，就交一些原始数据，那我真成了‘老板’了，我从来不会那样。”

 

 

1984年，李政道和少年班同学在一起。

 

牛校的“荷尔蒙气息”

 

就在梁菊参加毕业典礼的一个月前，他的师兄、中国科大校友何江由于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亮相，而成了“网红”。

 

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各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毕业生发言，是哈佛的老传统。何江是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他经过了三轮竞争，才从上百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梁菊和何江都是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何江比梁菊高一级。上大一的时候，梁菊所在的班级曾经组织去观察水鸟，何江被老师邀请来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那时觉得，这位师兄人很好，懂得也特别多。”

 

当时，正值国内禽流感爆发时期，何江还告诉当地居民如何防护禽流感。从那时候起，何江就想继续做一件事情——将所学的知识传播给更多的需要者。他把这个想法融入到了在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里。

 

何江演讲的题目是《蜘蛛咬伤轶事》。他以自己幼年时在中国农村被蜘蛛咬伤，母亲用传统土法治疗的故事为引子，解释了科研的意义：“成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应该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和其他农民那样的群体。同时，我们的社会也应该认识到，对知识的均衡的传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科大是个很务实的学校，在这一点上我们很搭。”时隔多年，何江依然记得，2005年高考结束后，各大高校去长沙做招生宣传，当时，他还是个17岁的学生，看着各校制作精美的招生宣传册，他有点眼花缭乱。“其他学校都做得很精美，拍了很漂亮的校园风景和高楼。而科大的宣传册特别简单，里面都是对学术和专业的介绍。”何江记得最清楚的是，中国科大的宣传册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之大，只有这里才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在这张安静的书桌前坐了4年之后，何江进入哈佛读研究生。“在科大学的东西，一直影响到我做博士。”大二的两年基础训练后，何江进入了实验室，和几个本科生一起，跟着一个副教授做实验，“他是手把手地教我们，对我的科研是一种启蒙。大学是我飞速成长的时期，科大的经历在我的人生里是非常重要的时光。”最近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后的何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何江显然是个学霸，但是他说，“很多人一提起科大学生，就觉得只会做实验、学习，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入学开始，他就加入了各种社团，还当过一年的爱心社社长；大三的时候他还给高中学生做家教，觉得特别有意思。

 

几乎每个中国科大的学生，都为科大人在龙舟赛上的霸气而骄傲。从省内高校争霸，到“C9高校”（由首批985高校组成的中国9个顶尖大学的联盟）龙舟赛，中国科大几乎每次都是大赢家。

 

梁菊参加的C9高校龙舟赛已经连续几年获得了一等奖。中国的“C9高校”堪比美国的常青藤联盟。每年一次的龙舟赛是9所高校之间的直接较量：10个人负责划艇，一个人擂鼓，队伍必须由男女成员构成。

 

科大龙舟队成员都是由爱好者组成，每次比赛，看到科大龙舟队队员的体格，对手都会觉得不屑。“很多学校都是体育生上场，最矮的女生也比我们最高的高。”梁菊是个瘦弱的姑娘，体重不到90斤。然而，比赛结果一出来，这支看起来“弱不禁风”的队伍总是让别的队无法轻视。

 

中国科大的科考协会也是众多学生力捧的社团。每年节假日期间，社团都会组织学生外出徒步两三天，规模有三四十人左右。选拔只有一个标准：参加每天的跑步、体力训练和野外生存知识培训，连续两个星期，累积分数高者入选。这个时候，不管你是小男生，还是“女汉子”，都需要背着负重20公斤的登山包前行，并在野外生火、做饭、搭帐篷。

 

每年暑期，科考协会还会组织长达一个星期的科考探险，他们的脚印留在了三江源、巴丹吉林沙漠、库布其沙漠……每次外出都要交考察报告、写总结。中国科大科考队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无兄弟，不科考。”

 

马拉松比赛上也不会缺少科大人的身影。梁菊自己就跑过四次马拉松，其中一次还是“全马”；而信息学院有一个实验室，全室跑过马拉松的人就有31人。

 

不过，科大最热闹的活动，当属每年光棍节举办的“美丽邂逅”。在这个男生占多数的大学里，这项活动的追捧度不言而喻，不少学生因此而觅得了自己的另一半。

 

每年这个时候，合肥几所主要高校的单身男女都会汇集到中国科大，体验“非诚勿扰”“心电感应”等数十个环节。去年，这项活动的范围已经超出合肥，辐射到南京高校，参加人员涉及近5000名“优质单身男女”。

 

考虑到人员众多，每个人的平均交流时间较短，去年，“美丽邂逅”的工作人员提前近两个月推出“QQ线上交友群”，定时在群里安排线上游戏、线下活动。活动经费全靠学生自己去拉赞助。一位在校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描述去年的壮观情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荷尔蒙的气息。”

 

不甘平庸

 

何江受到关注的另一个原因，部分来自他的导师、也是他的中国科大师姐庄小威。那天，庄小威特意穿上了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服，出席了何江的毕业典礼。她还特意给何江写了一封评价信：何江是个十分出色，很有能力，也很刻苦的学生。最重要的是，他很有勇气，是一个无惧无畏的年轻人……有何江这样的学生，是任何一个导师都会感到开心和骄傲的事情。

 

庄小威曾被称为“中国科学界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人。2003年，31岁的庄小威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奖”——麦克阿瑟奖。自1981年开始，麦克阿瑟基金会每年选择20到30名在各个领域里具有非凡创造性的杰出人才，提供每人总额50万美元的奖金。庄小威是当年入选的24位获奖人中唯一的女性，她也是麦克阿瑟奖历史上的第一位华裔女性。

 

2006年，34岁的庄小威即成为哈佛大学物理和化学系的双聘正教授，并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单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Zhuang Research Lab）。2012年，40岁的庄小威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不浮躁，不急于求成，是导师留给何江最大的印象。“她在科研上非常严谨，研究领域也很前沿，是沉下心来做科研的导师，跟科大严谨务实的风格很像。她是我的role model。”

早在大学毕业前，何江就立志去哈佛找“小威学姐”，庄小威对这个来自中国科大的小学弟也很器重，将其纳入门下。

 

在中国科大，像校友庄小威这样低调的“学术大牛”的例子不胜枚举。获得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陈仙辉，也是在高温超导研究领域苦坐了20年冷板凳，才最终摘冠。这20年里，他除了吃饭、睡觉、上课和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外，其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与学生一起度过的。每天在实验室工作到夜晚11点大楼关门。陈仙辉有一个习惯，每次到外地出差回来，不管多晚，都先要到实验室看一看。

 

而与庄小威同属1987级的潘建伟、邓中翰，也分别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当时最年轻的院士。2015年，潘建伟团队因在广域量子通信和光学量子信息处理等领域的原创成果而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三年两次摘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纪录，让所有的科大人都觉得很提气。王志珍说，“科大人从来不甘平庸，不舍远志，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永远追求卓越、永争第一。”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不久，科大就相应在校内设立了青年基金。“刚开始科研经费紧张的时候，青年基金只有几千元，虽然数目不多，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意义重大。”朱长飞说，科大青年基金的资助额后来增加到两年20万，每年资助人数也由几十个增加到上百个。

 

中国科大的很大一部分投入都在公共实验平台上，这也是出于对青年人才的考虑：刚刚科研起步的年轻人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公共实验平台的建设能够给年轻人提供起码的科研保证。

 

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的杜江峰对此感慨很深，当初他博士毕业的时候，一穷二白，只好借用了学校一个老院士的实验条件，直到拿到自己的第一笔经费。学校甚至还借给了他一笔钱，作为启动经费。

 

杜江峰是最早从事量子计算实验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之一。2002年，他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量子博弈的实验研究，实现了中国国内量子计算实验研究工作首次刊发在国际权威杂志《物理评论快报》上。《自然》杂志的科学新闻对该工作成果作了专题报导。

 

2015年，他的团队又将量子技术应用于单个蛋白质分子研究，在室温大气条件下获得了世界上首张单蛋白质分子的磁共振谱。这项研究将磁共振技术的研究对象从数十亿个分子推进到单个分子。

 

在中国科大，像杜江峰这样低调能坐冷板凳的科学家比比皆是。2013年，化学系教授谢毅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中科院最年轻的女院士。谢毅的研究小组利用纳米固体化学原理寻找新型能源材料，发现系列二维超薄半导体这类新型材料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光电、热电转换效率的潜力。凭借这些工作，谢毅小组成为目前国际上在该领域持续活跃的几个主要研究小组之一，她也因此荣膺“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而在2007到2008年，谢毅的课题组没有发表一篇有分量的论文，连学生们都有些泄气了。谢毅却一方面分析原因，一方面幽默地给学生们减压：“别人运气好，吃肉，咱们就啃骨头呗。”

 

2015年2月，《自然》杂志以封面报道的形式发表了中国科大潘建伟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多自由度量子体系隐形传态这一研究成果。这项工作打破了国际学术界从1997年以来只能传输基本粒子单一自由度的局限，为发展可扩展的量子计算和量子网络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量子光学专家Wolfgang Tittel教授在同期《自然》撰文评论：“该实验的完成，为理解和展示量子物理的一个最深远和最令人费解的预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可以作为未来量子网络的一个强大的基本单元。”2015年底，该成果被英国物理学会评为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域十项重大突破之首。

 

用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在这种信念下，中国科大平均每1000名本科毕业生中就能产生一名两院院士，比例高居全国之首。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大也是国内唯一拥有两个国家级实验室的高校。

 

而与这些辉煌的成果相对照的，则是中国科大破旧的行政楼。这里也是书记、校长们办公的地方。这座三层的小楼建于上世纪50年代，外墙爬满了爬山虎，有的房间甚至是用隔板隔起来形成的。副校长陈初升的办公室就放了两张桌子，三四把椅子，人一坐下，就显得很拥挤。“我这还算好的，以前还不如这个呢。”在中国科大，学生、教师是“老大”，管理部门则是服务的。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技大学期间，在杜江峰的实验室参观了半个小时左右。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到中国科大。2005年，初次访问中国科大的习近平还是浙江省委书记；第二次则是在2011年，他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再次到这所大学调研。

 

在今年习近平视察期间，杜江峰向他介绍了原创性单分子磁共振设备和超分辨磁共振谱仪在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实践应用。当习近平得知杜江峰实验室年轻的科研队伍中，有一半来自科大少年班后，不禁称赞道：“后生可畏啊！”

 

此次在安徽的考察中，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科技创新完全依赖国外是不可持续的，必须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依靠创新，不断增加创新含量，把我国产业提升到中高端。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习近平在肯定“中国科技大学作为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的大学，这些年抓科技创新动作快、力度大、成效明显”的同时，对中国科大寄予厚望：中国科技大学要勇于创新、敢于超越、力争一流，在人才培养和创新领域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志珍一直精心保留着她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证。这是一个硬皮的小红本，20厘米长、15厘米宽，打开后左页是她梳着小辫的毕业照。她的学号是5912050。“59”是1959年入学，她是中国科大招收的第二届学生；“12”则是她当年所在的生物物理系的系号。王志珍所在的班级有50个人，她是最后一个报到的，所以排在第50位。

 

2013年，在中国科大的毕业典礼上，王志珍向台下的学生展示了她的毕业证，上面还有校长郭沫若的签字。

 

在那天的演讲中，她说，“中国科大是真正的大学，拥有大学自己的独立性，保持着圣洁与宁静。在科大，官本位没有市场，学术优先是科大文化的基本色。也正因为如此，科大人不跟风、不盲从、不左顾右盼。”（本刊记者杨智杰、实习生谢君怡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6年7月4日总第762期《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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