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高校设有针对贫困生的奖助学项目，但由于“僧多粥少”，到底谁才是最需要资助的人、项目是不是真正帮到最需要帮助的人，成为高校管理者一件伤脑筋的事儿。较之一般的学生，很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出现自卑情绪，某些不恰当的助学方法，虽然救了大学生的贫，却将他们隐私的困苦不合适地“示众”，反而容易给他们带来伤害。如何处理好知情权和隐私权之间的矛盾，让学生摆脱“贫困”标签的心理负担，同样考验着学校的智慧。

在众多的奖助学项目中，中国科技大学的一项“生活援助计划”引起许多媒体和网友的关注，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称这是“偷偷地补助，暖暖的关怀”，许多网友认为其是“更加人性化”的“隐形资助”。

本期《网络正能量》视频连线中国科技大学学工部部长董雨，和做客东南网演播厅的三位嘉宾一起来聊聊，中科大的“隐形资助”在网络上传递的对贫困学生的人文关怀精神，探讨“隐形资助”制度对高校扶贫方式带来的启示。

1.这种制度在无形中给我们资助，但它却不影响我们的生活

主持人（郑窈）：中国科大的隐形资助是怎样操作的呢？标准是怎么界定的？

董雨：隐形资助是后来出现的一个词语，这个在我们学校是叫“生活援助计划”，2004年开始实施。它是我们六个预警与援助系统中的一个，这六个预警与援助系统包括学业、思想、生活、心理、安全和健康这六个方面。这个“生活援助计划”是通过统计学生吃饭的情况、日常消费饮食情况来发现一些困难学生，之后再通过一卡通的操作直接把钱打到他的卡里进行补助。

一卡通作为学生在学校消费的大头，我们在一卡通里统计消费的情况，来进行判别和认定。现在的标准就是说一个月60顿饭，消费总额在240元以下，也就是说平均一顿饭（消费）4元，我们就认定他吃得太少，应该是要获得这个补助的。

主持人：那么，在刚刚开始实行之初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比如说大学的一些女生可能并不需要助学金，她可能是因为要减肥啊……如果单单从食堂吃饭来说，她的饭钱可能也是比较少的，怎么样排除这样的学生呢？

董雨：应该说各个情况都有。一方面，要减肥的同学比例还不少，还有可能就是家住合肥的，经常回家吃饭，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两位男女同学谈恋爱一起吃饭……它可能还是有些问题。

后来呢，我们分成了两步走。第一步，这个数据拿到手之后不是直接下卡，而是请各个院系、学生部的老师、班主任，请他们再去核对这个信息。这就有效地堵住了漏洞，但是，工作量非常大。后来，我们去建立了一个（贫困生）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的比对，比对吻合就下卡。我们学校的贫困生是有一定比例的，我们又把这个比例放宽了大概15%，到百分之四十几的这个数据，我们的数据库一个月更新一次，通过（贫困生）数据库和这个（一卡通）消费的数据来进行比对之后，就可以避免刚刚说的那些不必要的情况了。

主持人：现在我们学校大概每个月有多少学生接受隐形资助呢？现在发放了多少的资助金额？隐形资助也实行了这么些年头了，他们有没有给过您一些反馈，有哪些印象特别深刻的？

董雨：一个月的话是450位同学左右，每一位一个月补贴160元，这样下来的话一个月是有7万元出头吧，一年下来80万元。

我们接到过家长的来信，也接到了同学在海外给我们发的邮件。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位同学，他是来自农村，家里兄弟姐妹三个，他是中间一个，上面的姐姐辍学，妹妹还比较小在读书，进入学校之后生活的压力还是非常大。他听说有隐形资助这个词，班主任老师也跟他说过，当时也没什么心理准备。第一次接到（补助）的时候，非常激动，自己跑到一个角落哭了很长时间。他说在学校期间总共受到了16次资助，这16次对他的帮助很大。所以他有那么一句话：学成之后，报效祖国，一个感恩的心态。我当时看到这个时，也非常激动，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能够获得这样的肯定，当老师的呢一辈子图的就是这个事儿。

主持人：我们刚听了董老师的介绍，现场几位嘉宾也说说对这个隐形资助的看法。

张铃枣：我们在制定制度时，除了关注这个制度的效力，更重要的是注意制度设计里的道德因素、人文因素。我觉得他们这种制度设计确实包含着人文精神，让我们的贫困生在四年大学生活中感受到这个平等，而且平等跟尊严是在一种非常友爱的情况下感受到的。所以，我是非常欣赏科大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所有的高校反思和学习。

夏德伟：确实给了贫困生帮助，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很实在。也让贫困生不需要公之于众，不需要把自己不愿揭开的伤口去撕开。第一，大学生的生活状况很明显地反映在你的饮食上，如果说你确实贫困你在饮食方面是会非常注意的；第二，保护了隐私，大家都知道，很多问题都涉及隐私，同样涉及大学生的自尊心。我本身就是贫困生嘛，面对很多人带有异样的眼光时，我们内心会有一丝丝的隐痛，因为那是上一辈遗留给我们的，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它。这种制度在无形中给了我们资助，但是它却不影响我们的生活，非常好。

程璇：我们“简单助学”面对的群体更多的是学龄前的儿童，还有一些中学的孩子。刚刚董老师说的跟我们的资助很相似，我们每次下乡接触孩子都是入户查访，到他们家里去，不到学校。一到学校的话，很多人的眼光会关注他，他心里是很难受的。我们入户查访，就像我们的一个义工说的，我们像走亲戚一样，并不是说我是一个资助人来帮助你，像看亲戚一样去看孩子，给他一些关心、温暖。

2.助学解决经济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帮助形成健康的人格

主持人：一些高校也出现一些“比惨”演讲、由“围观”同学票选特困生等不恰当的做法，您觉得这样的方式会对学生产生怎么样的不好影响？

董雨：这种东西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福大同学说的这个我虽然很难完全地感同身受，但我还是可以体会得到的。我们做学生工作，接触这样的同学比较多一些，他说隐痛什么的，的确是这样，如果没有这种经历，你很难去体会。那么，要那些学生把自己的伤口暴晒在太阳下面你还要去撒盐，我觉得“比惨”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效果。

张铃枣：如果要“比惨”，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学生在学校除了学习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教育的情况下形成一个人格的过程。

如果你是通过“比惨”这种方式来揭人家内心不愿意揭开的伤疤，其实对他一生人格的成长会造成很多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人格上是不健全的，即使他懂得再多的知识也是没用的。

夏德伟：从个人角度来说，我非常不能理解它的出发点在哪里。如果说是为了更透明，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必要，他在舞台上面说的就是真的吗？很多贫困生都来自贫困家庭，他们有更强的责任心，也许他们在表达方面不太好，他说话不是太好，但是他做事、学习上的确是优于其他学生。
如果让我去选择，我会放弃这个贫困生资格，我会宁愿选择自己多读一本书，多花一份努力。因为每次说到家庭，每次都带着很深的一个伤痛，尤其是一些作为家庭遗孤的孩子。每次说到那段伤痛的历史甚至都难以启齿吧，他们不是说这是一种仇视，但是很伤痛。　　
主持人：对于当前高校的这个扶贫助学制度，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董雨：除了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第二个就是把单纯的助学升华。助学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基于对学生的全方位帮助和提高。刚才小夏同学说他在图书馆有一个勤工助学岗位，通过劳动获得一些报酬。我想像类似的这种形式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他不单是获得一些报酬，他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一定会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的老师、同学有很多交流。这个交流呢，使很多同学的心窗能够打开。他能够更加开放地接受很多问题、思考很多问题。他的个人心态也许能从比较后退、比较封闭变为更加阳光灿烂，更好领会生活带来的快乐的心态。快乐之后，他的学习、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会有个很好的飞跃。

我们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一方面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做人的问题。我想在这件事上所谓的“成才”、“成功”，这都是其次的，能够使他们很好地“成人”就可以。我们学校的同学结成了各种爱心社，他们做出了像程璇老师做出的这种“简单”公益活动。像我们有一个“勤工互助社”，通过这个社团，同学们找到了另一个自我，找到了很多和他们经历相似的兄弟姐妹，他们在一起不单单是做公益活动，还有很多交流活动，相互帮助，使孤立的一个人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团体。我们大学需要搭这个桥、铺这个路，使得这个平台成为同学们成长的很好的舞台。

程璇：我们有捐助人，这些钱全部来自民间，我们必须做到信息及时、反馈公开。那怎么公开呢？像关于孩子的隐私方面我们基本上不公开。还有我们入户走访，特别关注孩子心理健康这一块。基本上不在公开场合问孩子的情况，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些孩子很多都是孤儿，还有一些是抱养的，也有的是单身家庭的孩子，还有一些父母是残疾的。在他们心里有这样那样的伤痛，很多，我们不在公开场合去揭开这个伤疤。

我们在做社会工作的时候，面对我们的救助对象，要怎么样正确地用我们的人文关怀去感动他们，让他们感到瞬间的幸福，一瞬间的感动，这很重要。

张铃枣：我是比较赞赏科大的做法。科大利用校园一卡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我觉得这是很人性化的，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来保护我们大学生的尊严，让他们健康成长。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教育的目的，不要出现人格上的障碍。弄个很隆重的仪式，然后当面发钱，学生对“发钱”感恩戴德。这个看起来场面很热烈，做起来很轰动。但其实他们没有换位思考。

他们觉得我拿出了钱我就该这么做，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病态。我们的出资人、管理者真的要换位思考，把你自己当成是贫困生，如果是你的话，你身在此情此景，你内心会怎么想？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宁愿不要钱，不要说我们爱面子，就连我们大人有些时候也爱面子，何况他们还是学生。

3.大学生要穷则思变，社会要正视贫困

主持人：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很多嘉宾都说到了一点，就是很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希望身边有人给自己身上戴上贫困的帽子。为什么会有这种“羞贫”的心理，是不是和我们社会上嫌贫爱富的价值观有关系？

程璇：我想这个和社会上不正常的价值观有一定关系，这个是外部的一个原因。从内部的原因来说，有一些人不自信、自卑。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综合的因素来看，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孩子。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要给他一个平等的尊重，让他们觉得我和你们是一样的。

张铃枣：现在搞市场经济，钱确实是衡量一个人身份的很重要的标准，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标准。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作“穷则思变”，我们要面对自身的这种条件，我们应该怎样通过个人的智慧、努力来改变它。我看过一则故事，就是有个年轻人到深圳打工，他既激励自己又安慰自己。他怎么激励自己呢？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别墅区去逛，对自己说我要努力，将来我也要住进别墅。这个看一次就激励一次。然后怎么安慰自己呢？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那种铁皮做的房子里面走一圈，我现在住得还比他们好一点，也不要太过自卑。所以我们家庭经济不好的同学，一定要“穷则思变”，他们只要保持这种劲头，一定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中国科技大学是理工科大学，是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这么一个大学，他们的做法我觉得充满了人文精神。我们以后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就像刚才董老师讲的不仅仅是成才，关键还是成人。有健康的人格，把自己的本领奉献给社会，这个其实比他本身有什么本领更重要。

夏德伟：这个跟“嫌贫爱富”真的很有关系。首先，从家庭来说吧，他本身从小就生活在贫困的家庭，在他周围就有异样的眼光。也许在社会上的这种眼光会比学校更加锐利，他看到的会更多。他上大学以前本身是怀着我要改变这种落后的生活的心态。他走进大学是为了可以奋斗、可以改变这种面貌。而如果在大学再有人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他，可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受的事情。

从我自身角度来说吧。在以前，在我读初中以前，家庭经济还是比较好的，后来因为家庭事变，有一段时间我也沉溺于一种非常不好的状态。我记得初中的班主任和我说过一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咱们自己得放正心态，就像张教授所说，咱们“穷则思变”。大学生如果是贫困生，真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靠自己打拼。曾经有人问过我你在大学做了很多锻炼能力的工作，你学习又这么好，为什么？从我自身来说，我毫无平台、毫无桥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大学自己给自己搭建平台。你如果长期沉溺于这种无法自拔，把别人的眼光都当作异样的眼光，你永远无法走出贫困的状态。

董雨：我觉得这个“羞贫”的心理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但是我想说另外一方面，至少能够看出学校的小环境应该有很大的改观。刚才张教授有一句话我非常同意，就是好的制度能使社会进步，这是我们今天在工作中贯彻的一个指导思想。我们怎么样才能把一个制度设计得比较好，让它在各方面起到一个综合性的作用。这个隐形资助的制度不是最好的，我想全国高校的同仁都在努力，多尝试和探索一些能够取得实效的好做法。

　（东南网记者 倪羽 颜财斌 实习生 魏文亮 邱冬勇）

董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

我们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一方面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做人的问题。我想在这件事上所谓的“成才”、“成功”，这都是其次的，能够使他们很好地“成人”这就可以。我们大学需要搭这个桥、铺这个路，使得这个平台成为同学们很好的成长的舞台。

张铃枣:福建师范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

我们在制定制度时，除了关注这个制度的效力，更重要的是注意制度设计里的道德因素、人文因素。中国科技大学这种制度设计确实包含着人文精神，让我们的贫困生在四年大学生活中在一种非常友爱的情况下感受到平等跟尊严。

程璇:民间公益助学组织“简单助学”的执委会秘书

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孩子，给他一个平等的尊重，让他们觉得我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们下乡去给孩子拍照的时候要求都是跟孩子平视，处于平等的位置上给孩子拍照。当我们蹲下来和孩子们说话的时候，孩子们就会觉得我和你们是一样的，我和你处于同样的位置。

夏德伟:网友代表,福州大学机械学院大三学生

你如果长期沉溺于这种（自卑）无法自拔，把别人的眼光都当作异样的眼光，你永远无法走出贫困的状态。

福建日报2012年10月18日 星期 四http://fjrb.fjsen.com/fjrb/html/2012-10/18/content_3648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