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 Cheng，安徽宁国人，1994年入学，1999年毕业，现就职于新加坡某跨国公司。我们是在微信上聊起他与中科大少年班的故事的。
记者：你好，Yu Cheng。说起少年班的学生，顾名思义上大学时你们都很小，你还记得自己上大学时的状况吗？
Yu Cheng：考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已是20年前的往事了，可是每每回顾过往，少年班给我留下的每一个印记都历历在目。少年班带给我的不仅是当初的光环，更塑造和丰满了我的整个人生。
记得当时我只有13岁，第一次离开家乡宁国，搭乘八个多小时的班车到苏州。当时苏州中学开办有中国科大少年班的预备班，我要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教育，然后才能正式进入中科大少年班学习。于是，苏州成了连接我和少年班的第一个纽带。
记者：那么小就要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学习，想家吗？流过眼泪吗？
Yu Cheng：13岁，对很多人来说，正是在家里撒娇的好年纪，可对我来说，却意味着要迈出独立生活的第一步。自己动手洗衣服，自己动手叠被子，跟陌生的同学逐渐成为形影不离的好友，把陌生的学校慢慢变成自己的家。
当然也有想家的时候，离愁别绪无法排解的时候，就跑到苏州的大街上去找安徽牌照的汽车，看到之后就追着车子跑一段，成了我最开心的时光。
记者：少年班的入学考试应该是很难的吧？
Yu Cheng：经过两年的预备班学习，高考之后，我迎来了少年班的入学面试。至今那个7月的灼灼烈日让我难以忘怀，第一次踏入中国科大的校园，却无暇顾及周围的校园美景，长达近一周的入学面试接踵而来。智商、心理测试，还有英语、数学、物理等专业课的考试一个接一个地被安排进来，除了考查我们的知识水平之外，更意图评估出每一个人的学习潜能。
我记得其中一项测验就是请大学的教授来给我们上一堂针对大学生设计的课程，我们一班小孩完全听不懂。上完课之后马上考试，看我们吸收了多少新知识。
不过，紧张归紧张，更多的还是对大学生活憧憬的兴奋。要知道，那些给我们上课的大学教授可都是当年出现在我们初高中竞赛资料上面的“风云”人物。
6天的面试结束，通知书也在最后一天当场下发。收到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时，好像并没有当初想象中的狂喜，只是感觉一下子轻松了好多，一个最朴素的想法就是：不用再去读高三了。
记者：和老师、同学相处，适应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Yu Cheng：进入少年班的前两年，特别注重基础的培养，我们常常跟着数学系的同学一起上数学课，紧接着又要跑到物理系的教室上物理课。基础学科的底子扎实之后，大三开始可以自主选择专业。
我最初选择的是生物专业，可是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似乎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学到一半要换专业？这对于当时的高校体系制度来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可是在少年班却并不是一件难事。很快，我就被调转到自己更喜欢的计算机专业开始系统地学习。回想起来，如今能从事和计算机相关的技术工作，也跟这一次成功重选专业密不可分。
记者：可能你也会关注国内舆论对少年班的评价，应该说有褒有贬，肯定是主流声音。作为少年班的毕业生，你对此有何看法？
Yu Cheng：在外界看来，少年班的同学都是学习神童或者行为方式特别怪异。其实，在我看来，我的同学们都是特别正常、特别普通的人，如果真的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他们的学习能力、勇于挑战和吸收新鲜事物的能力会比别人更强，哪怕是跟平时学习无关的事情也能凸显出这一点来。我记得，当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我们就已经懂得把每台电脑用同轴电缆连接起来，联机打游戏了，从一个寝室通到另一个寝室的电线密密麻麻，看起来就像是布满了蜘蛛网。
记者：你们那一届像你这样去国外发展的多吗？大致去向有哪些？
Yu Cheng：从1994年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到1999年学满毕业，当年40位意气风发的同学少年都已各奔东西了。当时，大约有一半的同学选择到美国等发达国家进一步留学深造，也有些同学选择留校读研和直接工作。我拿到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奖学金名额来到了新加坡，成为出国深造的一员，并在硕士毕业之后，一直留在新加坡工作生活。
记者：这几年在国外发展还顺利吧，和在国内发展的同学相比，你有什么感触？
Yu Cheng：从踏上新加坡的土地算起，光阴荏苒，现如今十五年过去了，当初去国外的很多同学选择了回国，也有不少人创业成功，事业在国内顺风顺水；而当初在国内发展的同学又辗转出了国，选择在国外工作生活。
在我们看来，国内国外的界限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显，在哪里生活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而，大家更看重的是哪里有更大的发展机会，哪里能让自己的眼界更加开阔。
少年班开班几十年，我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外界眼中的少年班斑驳陆离，对我来说，少年班则是我的灯塔和引路人，让我受益匪浅。在少年班的五年时间，不光是拼命吸吮知识的五年，也是让我逐渐学会思考和懂得学习的五年。这之后的五年、十年、五十年，少年班对我的影响仍旧根深蒂固，并将始终伴随我的人生。
李云胜 王晓峰 合肥晚报2014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