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有灵。

山前山后，各一片万年不枯的草木。

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生命的高度和韧度。

青藏高原上，烈日暴雨交替侵袭，稀薄的空气睥睨着每一个野外工作者。然而，无数不知名的雪山上，成千上万的植物都有这样一个身影的“记忆”——

四五十度的陡坡，一个身材壮硕的人在艰难攀爬，脸庞被晒得发紫，牛仔裤和格子衬衫上溅满泥浆。

青藏高原的山峰垂直高差至少５００米，一个来回就是１０００米。高原爬山不比平地，海拔４０００多米的高山上，每走一步都好似要用尽浑身力气，可他始终走在一群年轻人前面。

他就是钟扬。

２０１１年６月，在海拔６０００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钟扬带领团队采到高山雪莲，攀登到中国植物学家采样最高高度。

为了这一刻，钟扬酝酿了十年。

２００１年，钟扬第一次进藏。有的人不理解：一个复旦大学的著名学者，为什么要跑到边疆搞科研？

原来，钟扬在复旦大学重建生态学科的工作中越来越意识到，许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意义非凡。

钟扬瞄准了一个地方：西藏——这里有将近６０００个高等植物物种，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彻底盘点和种子采集。

“一种基因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未来。”

这是钟扬的“种子观”。

“假设西藏有一种应对癌症的植物一百多年后没有了，但一百多年前我采集过５０００粒种子，并且把种子放在了一个罐子里。后人拿出来种，即使只有５００粒能活、５０粒能结种子，这个植物不就恢复了吗？”

这是钟扬的“种子梦。”

这个梦一追，就是１６年。

钟扬说，他要在“生命禁区”找到植物界的“成功者”高山雪莲。

１９３８年，德国探险家在海拔６３００米左右的珠穆朗玛峰南坡采集到一种几厘米高的高山雪莲（鼠麯雪兔子），将其记载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被国际高山植物学专著和教科书奉为经典。而此后更无人找到这种植物。

从２０１１年起，钟扬开始带领团队寻找高山雪莲。６月的一天，他们再度爬上了珠穆朗玛峰。

走到珠峰大本营周围，高山雪莲还未现身。

“继续向上走！”钟扬呼呼喘着粗气，脚下一瘸一拐走得不稳，表情却比任何时候都坚毅。

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回忆：“当时我觉得钟老师不是西藏山民，又不熟悉山情，可能会有危险，建议他在帐篷里等我们。谁知他一句‘你能爬我也能爬’就把我顶回来了。最终拗不过他，一起再出发。”

“找到了！找到了！”

钟扬沙哑的声音透着异样的兴奋。

这是一片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岩石。在岩石缝里，藏着这种高仅１０厘米、长着灰白小绒球花朵的不起眼植物。花形宛如拇指，花瓣的形状蜿蜒着生生不息的气息。钟扬像注视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那样，脸上挂着深深的喜悦，凝望了很久……

“这个发现使我们找到突破现有世界记录的最高海拔分布植物的信心，进一步的分子生物学分析将为揭示其种群来源、动态及其与全球变化的关系提供科学的依据。”

钟扬说，他要在“无人区”盘点“生物家底”。

陡坡直上直下，他在跋涉。不管多远多危险、高原反应多严重，只要对研究有帮助，钟扬就带着学生，从林芝、日喀则，到那曲、阿里，一颗一颗地采集植物标本和ＤＮＡ样品；

月亮弯了又圆，他的灯火不熄。西藏巨柏长在雅鲁藏布江两岸的悬崖边上，他带着学生爬上陡崖，脚下就是滚滚江水；沙棘的种子难采，钟扬采得最多，扎了满手的刺。

阿里有一片无人区，被称为“世界屋脊上的屋脊”，平均海拔４５００米以上，气候寒冷干燥，平均风速在每秒３.２米以上，是任何有氧生物都难以生存的绝境。

有人劝钟扬，别去阿里了，那里海拔太高、条件太苦，而且物种较少，辛苦一天只能采几个样，不划算。钟扬却说：“正是因为别人都不愿去，阿里地区肯定还有未被发掘的特有植物，哪怕再苦，我们也必须去！”

钟扬的人生，原本可以很从容。

１５岁时，钟扬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二十几岁，就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３３岁，从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辞职到复旦大学当一名普通老师时，他已是副厅级干部。

可他却选择用生命在高原行走攀登，用满腔热忱投身一线教学：“生命就这么长，要把最宝贵的时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有人问钟扬，一天到晚采种子，没有任何眼前的经济利益，值得吗？

“功成不必在我。”他回答：“假设一百多年之后还有癌症，又发现有一种植物可以抗癌，但也许由于气候变化，这种植物已经消失。人们会想起，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好像采集过。”

有人问钟扬，还要在西藏待多久，他坚定地说：“不拿到藏大的植物学博士点我绝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