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 雪

种子是钟扬一生的关键词。

援藏16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储存下绵延后世的“基因”宝藏；他致力于培养藏族科研人才，为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培养出西藏大学第一位植物学博士。

他用一位学者的初心，把知识和希望的火种留在了最需要的地方，百折不挠、执着坚守。

2017年9月25日，日夜兼程的播种人停下了脚步，故事定格在他53岁的那一页。

本报特选出钟扬生前的五则故事，让我们用文字感知他跳动的初心。

 — 编者

 故事一

 半夜三点的闹钟

车祸出在凌晨，钟扬披星戴月，要赶去银川机场。

马不停蹄就是他的日常，时间表永远超负荷。复旦大学教授、援藏教师、科普达人……多重身份，都兼顾好，总有牺牲——钟扬选择了时间。

从上海到拉萨穿越大半个中国，一飞就是大半天。怎样才能最大可能保证有效工作时间？答案是先坐最晚的航班从上海飞到成都，再坐第二天最早的航班从成都飞到拉萨。“钟老师就利用中转的两三个小时，在机场里找个台阶，和衣而睡。”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旦增罗布说，早上到了拉萨，钟扬直奔西藏大学的教学楼或报告厅，开始一天的工作。

每个刚来西藏的人都会有高原反应，除了适当休息，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钟扬有些胖，反应只会更强烈，但他从来不提这回事。西藏大学的老师都劝他注意身体，特别是觉要睡足。“我在上海就睡2个小时，在西藏睡4个小时还不够吗？”钟扬讲起“歪理”来总是一套一套的。

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住院。

“半夜三点钟，钟老师的手机响了，我以为是谁打电话呢，一看发现是个闹钟。”第一天夜里，在医院陪床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徐翌钦蒙圈了。“这是用来提醒我睡觉的闹钟啊。”钟扬第二天笑着告诉他。

知道了真相的徐翌钦突然明白，为什么钟老师肩上担子这么重，却可以有条不紊地推进。原来他每天工作超过20个小时。他常用五分钟解决一个盒饭，“是在用自己的负重前行，换来我们的岁月静好”。

钟扬住院的日子，学生才对他有了更多了解。“夜里一点多，钟老师还在呻吟、叹气，难受得睡不着。”上海科技馆自然史研究中心博士张阳说，这时导师喊他帮忙准备湿毛巾，水越冷越好，不要拧太干。“他一遍一遍把冷毛巾敷到自己头上，大概持续了两个小时，快三点的时候终于睡着了，但凌晨五点就醒了。”张阳说。

后来钟扬解释，每当晚上到了这个点，就是他脑子里想事情最多、大脑最活跃的时候。“不让我做事情，我又做不了事情，让自己冷静一下，心里能舒服一些。”

 一场死里逃生后，刚醒来、话都说不清楚的钟扬第一时间请学生帮忙打给学院一位教授，托付接下来上课的安排；还没出ICU，钟扬怕有万一，向学生口述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提出了打造高端人才援藏模式以及对建设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议。

医生嘱咐，西藏不能再去了。出院后，钟扬在他那个像哆啦A梦口袋一样的双肩背包里放上几种常备药，该干嘛干嘛。

 故事二

“不要紧，我来想想办法”

有求必应，是钟扬贴在脑门儿上的标签。

“他去世前答应帮忙联系西藏大学，协助我做人类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会主席杨亚军本以为这事不会再有下文，谁知前段时间，西藏大学的崔老师联系他，说钟老师已经交代好。“那天在办公室，我嚎啕大哭。”杨亚军说。

无论是钟扬的同事还是学生，只要有困难提出来，他第一反应总是“不要紧，我来想想办法”。

钟扬还有一个身份，是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他推行面向全国研究生暑期集中授课的FIST课程，把复旦大学优厚的教育资源分享给大家。

“他当时的理想是，把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人文社科的世界一流学者请到校园，开拓师生的视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胡春阳从FIST项目的创立开始，已经参与了五年。一线教师想做事，但缺资金，FIST课程提供了平台，请来美国、德国的学者。

“受益的不仅是学生，兄弟院校的青年教师也来到课堂上，学习开发课程的经验。”胡春阳说。

 深深感动胡春阳的是一件小事。“曾经一位受邀的美国传播学界的知名学者要求坐商务舱，我们在资金管理上根本无法解决。”这意味着邀请不成，胡春阳赶紧写邮件告知钟扬。

“公款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但我可以把我个人的飞行积分转给这位教授，让他升舱。”回复了胡春阳后，钟扬给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打电话说明情况，办妥了整件事。“哪有一个教育管理者，细到这么小一件事，都给你帮助。”胡春阳有些激动。

因为这种无微不至，有事找钟扬的人也越来越多。

除了援藏、出差、上课、讲座的时间，钟扬只要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就排起了队。

“他认真接待每个来访的人，谈完都能（让大家）舒心地离开。”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经佐琴是钟扬的助手、实验室“管家”。见钟老师就像挂专家号，而他的真诚负责又常常拖延了原定时间。所以，门口排队的人总是越来越多，“但大家都理解，谁也没有怨言”。

即便是在食堂里吃饭的功夫，都是和钟扬交谈的良机。他像熊猫一样是大家的活宝，正如他的外型。

杨亚军说，学院上报201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时，本来不占优势，“学校只有一个名额，去年的人选就是我们学院的一位院士”。

“当时各学院工会为自己上报的院士争执起来，论起学术影响来谁也不服谁。”杨亚军报出钟扬后，工会主席们面面相觑，心服口服，纷纷表示：“既然你报钟扬，那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

杨亚军和钟扬是好友，他觉得，复旦大学不缺学术大牛，钟扬也不是靠顶级的科研征服大家，而是凭人格魅力。“他就是这个时代稀缺的那种人。”杨亚军说。

 故事三

科研圈里的“令狐冲”

一个内外都已经磨烂的双肩背包陪伴了钟扬十几年，他的妻子、同济大学教授张晓艳说，这个背包就是他的家。文件、学生论文；小袋饼干、肉脯、榨菜；宾馆的一次性牙刷……他用一个塑料袋把用过的小香皂收集起来，出野外的时候用得上。

钟扬的节俭令大家不可思议。“那么大个教授，穿衣服一点不讲究，整天就那几件格子衬衫加牛仔裤。”杨亚军说，正式场合钟扬才会穿次西装。他偏偏最喜欢一条在拉萨地摊上花29块钱买的牛仔裤，“质量不好都穿破了”。难得穿一次新衣服，还是双胞胎儿子用压岁钱在商场买给他的格子衬衫，花了120元。

就是这样一个又细心又节俭的人，对别人可是特别大方。当年鼓励西藏大学老师申报自然科学基金，他自掏腰包，给理学院老师每人补助2000元，让他们别有顾虑大胆搞科研。

 钟扬烧得一手好菜，是同事和学生们的大厨。“去宿舍前一定要先上超市买一堆菜，给大家做饭。”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是钟扬的博士。“钟老师自己住一间房，剩下的房间用来招待来西藏做事的同事和学生。”拉琼说。

除了下厨，热爱美食的钟扬也喜欢请大家下馆子。席间谈笑风生，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听“钟胖胖”讲段子。

上海科技馆研究设计院展览设计部主任鲍其泂说，钟扬爱看王自健的《今晚80后脱口秀》，连“papi酱”她也是从钟扬这儿知道的。

大块吃肉，大口喝酒，仗义疏财，幽默睿智——钟扬像一个仗剑江湖的侠客，颇有科研圈儿“令狐冲”的风范。

“他对科学的追求是发自爱。”杨亚军拿出钟扬出事前他们正在一起申报的项目投标书，《生物样本库的伦理问题与管理政策研究》。杨亚军说，这是社科项目，区区几十万经费，一般搞自然科学的人没人在乎，钟扬认真得不得了。他认为有意义的事，才不管背后的利益是多少。“那天晚上11点多了，还喊我去讨论。”杨亚军说。

张晓艳替丈夫做了最后一个决定，捐出全部车祸赔偿金138万元，成立“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用于奖励沪藏两地的优秀师生。她相信，这一定是钟扬最大的心愿。

 故事四

 他的大脑是个“永动机”

大熊猫吃竹子，他要问个为什么；坐飞机，他的问题把空乘难倒了。钟扬是个勤思好问的人。

“钟老师的许多科学研究都来自生活中的稀松平常，”徐翌钦说，“熊猫吃竹子，大家司空见惯，但有一次，钟老师在组会上却提问：‘从进化生物学来看，大熊猫的亲戚们，其它熊科动物都是肉食性，为什么只有大熊猫吃竹子？’”

一年后，大熊猫全基因组被测序了。钟扬召集实验室研究了三个月，发现多巴胺神经递质调控代谢途径的基因能对大熊猫选择食物起到重要作用，第一次回答了大熊猫为啥吃竹子。

“钟老师总是随身带很多小卡片，将我们讨论时的闪光点和问题记录下来，在出差的飞机上与火车上总会反复琢磨，一旦灵感来了，就会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把所思所想告诉我们。”徐翌钦说。

“他是一个植物学家，但是他又是生物学家、遗传信息学家、生态学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钟江说，“钟扬跟山西大学一位教授合作研究昆虫进化，出了不少成果；2003年SARS暴发，中国研究团队中钟扬做了基因数据分析、进化的研究，对防控方案（的出台）作出了重要贡献。”钟扬还参与了血吸虫基因组的数据分析工作，相关文章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钟扬有一次坐飞机，叫来空乘问：“为什么起飞和降落时要乘客打开遮光板？”空乘不知道。后来钟扬搜索发现，原来几十年前飞机起降时引擎容易起火，需要乘客通过窗口观察。他后来向杨亚军吐槽：“想不到一个过时的规定居然延续下来。”

“钟扬的脑子不停地在动，所以他不开车，因为怕撞车。”钟江说，《文汇报》还有钟扬的专栏，他常写些妙趣横生的文字。

几年前，复旦大学成立了一个古籍学院。“这是一个新的交叉学科，钟扬不仅参与了，还为学院发展提了很多建议。”钟江说，钟扬因为突发脑溢血，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还要亲自到浙西的山里面找制造古籍纸张的植物。

 故事五

16年，从援藏教师到半个藏家人

西藏大学的老师们到现在还没缓过神来。约定好的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讨论会期，钟扬在会议前三天突然走了。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看到老师照片就掉眼泪。”西藏大学理学院副教授德吉说，现在是钟老师的精神指导着她做科研。

其实刚到西藏大学的时候，老师们并不相信钟扬能为学校做些什么。多年来，到西藏和他们合作的科研人员一拨又一拨，但没有人留在这里，更没留下什么合作成果。钟扬是个另类。

“钟老师是受到我们评价最高的老师。他当时到了这里，什么都没说，只做一件事，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野外考察。”扎西次仁是钟扬的第一个藏族博士，现在已经是自治区科技厅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种质资源库主任。“那时候，钟老师早晨天刚亮就和我们一起出发，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休息。为了把包里空间省下来装野生植物采样，他每天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扎西次仁说。

徐翌钦说，出野外时，白天钟老师会把车上的好位置留给学生，自己坐到最后面，不管多颠都能睡会儿；晚上，他就换到副驾座上，学生们都累得睡着了，他一直和司机聊天，以保障全车人的安全。

 2003年，钟扬和朝夕相处的同事琼次仁联合申请到西藏大学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整个学校沸腾了，老师们开始明白，钟扬是一个纯粹的援藏教师。

第二年，一次高海拔地区野外考察过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的琼次仁倒下了，被诊断出患了肝癌和胃癌。在琼次仁病危的日子里，钟扬每次从西藏返回上海途经成都，都要专门去看望琼次仁。“成都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西藏的水，钟老师就专门给带去一大桶西藏山泉水。”扎西次仁回忆，病床前，钟扬总是拉着琼次仁的手，讲目前野外考察和研究进展情况。

 这对合作伙伴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的一天。“钟老师，我还没和你合作够啊！”琼次仁紧紧拉着钟扬的手，“我走时，你抬我！”在藏族礼仪中，这是一个藏族汉子对朋友最深的信任。

钟扬在西藏大学的宿舍衣柜里，挂着几件藏族服装，他经常穿。除了探索青藏高原自然的奥秘，钟扬还被藏家风土人情和藏族文化所深深吸引。“他给杂志写关于藏族民居的文章，托我在藏北考察时帮他拍点照片。”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文驹在西藏和钟扬有过很多合作，“他一直说要成为第一个天葬的汉族人”。

 钟扬生平

1964年5月

出生于湖北

1979年—1984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9少、796班学生

1984年—2000年

中国科学院武汉

植物研究所科研人员

1997年—2000年

中国科学院武汉

植物所副所长

2000年起

复旦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

2003年—2008年

复旦大学生命学院

常务副院长

2010年起

中组部援藏干部

西藏大理学院教授、

副院长、校长助理

2012年7月起

复旦大学

研究生院院长

2017年9月25日

不幸去世

（钟扬生平资料由复旦大学提供）

科技日报2018年3月26日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8-03/26/content_391152.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