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创新的心永远无法平静。只要心在不断飞翔，路就不断向前延伸。

他是钟扬，一名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学家，一名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援藏教师。2017年9月25日，钟扬意外遭遇车祸，不幸辞世，年仅53岁。4000多万颗植物种子和各种科学“奇谈”，成为钟扬留给世界的最珍贵礼物。

科学探索的冒险家——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飞机在起飞降落时为什么要打开遮光板？国外在给病人注射青霉素时为什么不做皮试？在钟扬的脑子里，时时刻刻都会冒出一些问题，充满各种好奇。这些问题钟扬会想方设法学懂弄通，然后再拿出来与人分享。

追问，是钟扬的一种习惯。正是在不断的追问中，他勤奋钻研，锐意进取，一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并在生物信息学、进化生物学等生命科学前沿领域长期积累，拥有独创性的成果。

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的种子殿堂令人震撼不已。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40％的种子都是钟扬提供的。如今，钟扬和他的团队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很多被存放在国家和上海种质库的冰库里，可以存放100年至400年不等。

钟扬常说：“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1979年，15岁的钟扬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984年从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进入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二十几岁即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

成绩背后，是钟扬超乎常人的坚持和勤奋。他最初从无线电专业转向植物学研究，花了整整两年业余时间，风雨无阻，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所有课程。2000年，钟扬放弃武汉植物所副所长的岗位，来到复旦大学做了一名普通教授。

钟扬曾风趣地说，自己做科研有“新四不像”精神，即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不怕失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像牛一样勤劳，坚持不懈。

从2001年起，钟扬开始前往西藏从事高原生物多样性研究，然后又积极投身西藏大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他在西藏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最高攀登到海拔6000多米，克服了极端严寒、高原反应等各种困难，收集高原种子，为高原种质库做准备。

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许多地方留下了钟扬忙碌的身影。不管有多危险，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去。在野外考察途中，他多次看到过往车辆冲出盘旋的山路，掉下悬崖；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大雨、冰雹从天而降，就躲在山窝子里；还有几乎所有类型的高原反应……这些钟扬几乎都经历了，但是他都顽强地克服了。

“他的团队对红景天、西藏沙棘等青藏高原特色植物资源和珍稀植物的研究，都已取得重要进展。他们不仅揭示了西藏特有植物对高原极端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为抗旱、抗寒、抗紫外线等化合物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也为西藏特有植物的保护提供了保障。”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这样评价钟扬。

1938年，德国探险家在海拔6300米左右的珠穆朗玛峰南坡采集到一棵几厘米高的鼠麴雪兔子，将其记载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冰川消融，植物的分布可能有新的高度。为此，钟扬和他的团队一次又一次去珠峰考察，后来终于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北坡采集到了宝贵样品。这些样品使钟扬他们坚信，南坡能找到突破现有世界纪录的最高海拔分布植物。同时，进一步的分子生物学分析，将为揭示种群来源、动态及其与全球变化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钟扬的植物情缘不仅在雪域高原，也在距离相隔4000公里、海拔相差4000米的上海临港。在上海浦东南汇东滩湿地附近，有一块10亩大小的地块。这里种植的是钟扬培植的红树树苗，最高的已经长出地面两米多。种植红树之前，这块地是干的，盐碱一直往外泛。种植红树后，蝌蚪、田螺都出现了，生物种类明显增多。

钟扬的愿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人们提起上海的时候，会毫不吝啬地称其为“美丽的海滨城市”。

“钟扬对科学的追求发自热爱，他的人生就像一颗流星，那么充分地燃烧，最后划过天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会主席杨亚军说。

生命高度的丈量者——

“一个基因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造福万千苍生”

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医就治，康复效果很好。他的学生朱彬回忆说，当时医生告诫钟老师两件事：一是要彻底戒掉他生活中几乎唯一的嗜好——喝酒。二是3年内不能再去西藏。钟老师非常严格地遵守了戒酒令。然而，他完全没能“戒”掉西藏。出院后仅仅几个月，钟老师又踏上去西藏教学的路。

为什么对西藏情有独钟？还得从钟扬来到复旦大学说起。

2000年，钟扬到复旦大学后，与几位老师一起承担起了重建生态学科的任务。他逐渐意识到，随着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很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经过大量细致的文献调研和实地野外考察，他发现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未受足够重视，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缺少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

于是，钟扬把目光投向青藏高原。为国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钟扬此后16年与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用自己的生命丈量生命的高度。从只身踏上地球“第三极”，盘点青藏高原的生物资源，探寻生物进化的轨迹，到2010年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钟扬将生命的高度与高原连接起来。3年后，他又申请留任第七批援藏干部。

2016年，由于西藏大学相关学科建设处在紧要关头，大病初愈的钟扬选择再次申请留任。钟妈妈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这样劝他：“扬子，你生病快一年了，我和你爸的意见是，今后西藏那边都不要去了。你要下定决心不能再去了。”老人在后面那句话上，画了重重的波浪线。

可是，钟扬毅然再次申请留任。最终凭着体检合格报告和个人反复争取，钟扬入选了第八批援藏干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包晓明说：“钟扬教授在科学考察的过程中多次面对死亡的挑战，在海南经历了煤气中毒，在西藏经历过多次山上落石、所幸没有被砸中，还突发脑溢血，所以他对生死看得很淡。”

培养了一批藏族科研人才，为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带出了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钟扬一腔热血，希望打造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

在一份西藏大学理学院2011年至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统计中，钟扬申请到280万元的项目，从2012年1月份至2015年12月份，他和团队开展了对青藏高原极端环境下的植物基因组变异及适应性进化机制研究。这个为期4年的项目是理学院迄今为止基金金额最大的一个。

如今，西藏大学与10多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钟扬工作过的理学院不仅成为西藏大学办学时间最长的学院之一，也是为西藏培养人才最多的学院之一。

“以前学校的老师还是上课为主，一直是师范化教学模式，对搞学术、写论文没有概念。钟老师来了后，经常讲课培训，帮助教师们提升科研论文写作水平，现在我们教师发表论文都很有信心。”西藏大学理学院原院长白玛多吉说。

钟扬在西藏不只是做研究、抓教育。包晓明说：“钟扬教授生前和我讲过，他要在墨脱种咖啡，并且说，大概用3年到5年时间就能请我们喝上来自青藏高原的咖啡。”(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经济日报2018年3月26日

http://paper.ce.cn/jjrb/html/2018-03/26/content_35864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