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特任副研究员吕骎骎在古玻璃溯源与早期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流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与合作者通过对公元前第一千纪地中海泡碱玻璃的成分数据进行详细考察，提出泡碱玻璃可分为四个技术类别，发现其中第二类玻璃以玻璃珠的形式分布于黑海和欧亚草原沿线，并于春秋战国之交集中在我国出现，与中国古玻璃起源时间接近。该项研究以Natron glass beads reveal proto‐Silk Road between the Mediterranean and China in the 1st millennium BCE（泡碱玻璃珠揭示公元前第一千纪地中海与中国之间早期丝绸之路）为题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上，并获得学科国际同行肯定。

亚欧大陆的跨地域交流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公元前第一千纪的东西方物质交流即已呈现逐渐加速状态。泡碱玻璃是使用泡碱作为助熔剂的钠钙型玻璃，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流行近两千年。由于泡碱只在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开采，因而其他地区发现的泡碱玻璃制品可作为跨地域交流的明证。来自古罗马的泡碱玻璃制品正是经过陆地、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和日本。然而，对于丝路开通之前的中国先秦时期，只有零星泡碱玻璃制品出土，其来源和传播路径并不明确。另一方面，考古学界虽已确定泡碱玻璃在地中海地区生产，然而大量研究集中于罗马及之后的泡碱玻璃，对于早期泡碱玻璃制造技术的研究并不充分，因此难以为其它地区出土的泡碱玻璃提供溯源对比的基础。

为解决这一基础性问题，吕骎骎副研究员从厘清西方早期泡碱玻璃生产原料入手，广泛收集了来自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德国、波兰等地的公元前8-2世纪泡碱玻璃成分数据，选取其中分析方法可靠的元素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遴选出对泡碱玻璃分类效果最佳的7种微量元素（Ba, Zr, Ti, Sr, Nd, Th, La）和1种主量元素（Al），将该时期的西方泡碱玻璃分为三大类一小类（图1）。其中，第一大类（Type I）及单独小类（Type I₀）使用了较为纯净的石英原料，主要出现于公元前8-6世纪的意大利和希腊，钙含量高且变化范围大，可能代表泡碱玻璃技术从萌芽期到成熟期的过渡阶段。第二大类（Type II）可能于公元前7世纪开始生产，在意大利、希腊、黑海沿岸等地出土数量最多，直至公元前第1千纪晚期不曾中断，成为之后罗马玻璃的滥觞。其成分与罗马玻璃已十分接近，因而其二氧化硅原料可能来自罗马玻璃生产中心——黎凡特海岸（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一带）。因使用了海砂，其中Sr成分非常显著。第三大类（Type III）主要出现于公元前4-2世纪的意大利，含副矿物杂质较多，二氧化硅原料或来自埃及，其生产中断可能与腓尼基人西迁有关。以上研究结果为地中海早期泡碱玻璃技术发展提供了研究框架，并为泡碱玻璃精细溯源奠定了基础。

图1早期泡碱玻璃依据重点元素的成分分类结果

在泡碱玻璃成功分类的基础上，吕骎骎副研究员分析了来自新疆哈密五堡、时代为公元前第一千纪中叶的蓝色玻璃珠。针对受埋藏环境侵蚀的表面风化玻璃，作者依托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LA-ICP-MS）优化测量流程，在极微损条件下准确判断未受风化的玻璃本体成分。根据检测结果，五堡玻璃珠属于泡碱玻璃第二类。作者通过对比中国以往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与西方报告的同类玻璃珠，提出中国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中极可能存在大量第二类泡碱玻璃珠，且与黑海、地中海沿岸出土的眼珠相似。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在春秋末期、战国早期，已有为数不少的第二类泡碱玻璃珠流入中国，而此时距离第二类泡碱玻璃在地中海出现仅有大约一个世纪。

图2 早期泡碱玻璃珠可能的传播路线，图中标示出发现泡碱玻璃珠的黑海以东遗址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同时结合其他考古学证据，作者提出了一条可能的泡碱玻璃珠自西向东传播的早期丝绸之路（图2）。泡碱玻璃珠从生产到使用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不同的交流机制：在生产阶段，地中海沿岸形成玻璃生产上下游供应链，来自黎凡特、埃及等原料地的粗玻璃经由海路运输至意大利、希腊进行深度加工，制成玻璃商品；在流通阶段，玻璃商品参与东地中海希腊殖民定居点之间的相互贸易，并进入黑海的希腊化社群，由此被黑海附近的游牧民族获取；在对于远距离交流最关键的扩散阶段，玻璃珠作为一种象征社会地位的珍贵饰品，由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尤其是斯基泰人——带到了亚洲，其间可能经过不同部落之间的多轮交换。在克里米亚和顿河盆地的斯基泰遗址、格鲁吉亚Pichvnari遗址、俄罗斯南部的Pokrovka遗址和Filippovka遗址，出土玻璃珠在成分或形制上与地中海、中国出土的泡碱玻璃珠接近，是泡碱玻璃跨亚欧大陆扩散的重要佐证。文章进而认为，这一扩散之所以得以快速进行，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尺度内即可将地中海生产的玻璃珠带到东亚，是因为对威望品（prestige goods）的需求沟通了不同族群的上层，而早期的跨地域交流网络就在这些族群上层之间建立。在这一模式下，由第二型泡碱玻璃制成的玻璃珠在亚欧大陆广泛传播，是催化早期跨地域交流的媒介物品的代表。

我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吕骎骎特任副研究员为该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文章合作者为英国诺丁汉大学Julian Henderson、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永强、王炳华。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资金的支持。中国科学院壳幔物质与环境重点实验室提供了实验条件支持。

文章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1-82245-w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