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我们来了!
58级13系校友 王昂生

祖国首都——北京,是我们所有年轻人向往的圣地。没想到,我一来北京就在这里呆了五十多年。

一、上北京,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58年夏天,高考后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在家等待高考发榜。当年,所谓发榜,不再像小学、中学那样,在学校门口贴上名单,而是由邮递员将录取通知书送到家中。所以,大家每天都在等邮递员的到来。等呀,等呀!终于有人第一个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于是他欢天喜地满街跑去告诉同学,让大家分享他的快乐。那时各家各户都没有电话,也没有自行车,全靠两条腿。一个又一个的通知, 一个又一个的欢乐,弥漫在成都的千家万户。我在家等呀等,一个同学考上了,又一个同学考上了。一天,两天,三天……一周过去了,我还没收到通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想了又想,我考得很好呀,是什么原因让我考不上呢?正在吃不下、睡不着的时候,邮递员突然喊道“王昂生,通知书!”我如梦中惊醒一样,迅速跑出了门,急匆匆地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信,连连道谢,同时双眼紧盯信封,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红字映入我眼中时,一颗焦虑的心落了下来。打开信封一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通知书告诉我,我被学校的应用地球物理系录取了!我马上告诉了母亲,全家欢腾了;紧接着跑去告诉同学们,又是一片欢呼。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中。

“上北京,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啰! ”当我们第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离开父母时,心中只想着这件事。

二、“状元来了!”

当我们在北京火车站坐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迎接新生的专车,开过天安门时,车上一片欢声笑语,大家争着看窗外的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那时广场还没有扩成今天这样大)。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年轻人热血沸腾地表达着对祖国母亲的深切热爱。专车继续沿着长安街向西开去,路上经历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每位第一次来北京的新生。汽车开过"五棵松",来到“玉泉路”,进入一个大门,停在一个庭院之中,“这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到家了,下车吧!”接站的老师告诉大家。

这时,先来学校报到的同学都主动来到车前,接自己系的新同学到各系报到。"应用地球物理系的同学,跟我来!"一位说着四川话的同学召集着我们,由于这段时间的火车是从四川来的,所以有十来个人跟着去了应用地球物理系报到。报到处设在大礼堂门口,当我们还距报到处十来米时,那边一位高个子女同学就大声喊道“状元来了!状元来了!”我们都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她又喊道“王昂生,你不认识我啦? 我,李沁生,一中的。”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只好支支吾吾,她又拿起一个本子,对其他人说:“他是成都七中的,王昂生,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地球物理系200 多人的第一名,我们的状元!”因为全国数十万人报考大学,能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只有1500 人,而我能在优异者中名列前茅,所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大家都以羡慕的眼

光向我看来,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我只好走到李沁生面前,拿起那个本子看了起来,原来那是全系新生的高考成绩册,我以总分第一列在最前边,数学100 分(满分) ,物理99 分,化学98 分,原来我是以高分考进大学的。这时,李沁生又伸出手来说“王昂生,认识一下吧,我叫李沁生,成都一中的。您是名人,您不认识我,我们可认识您,七中学生会主席。”我尴尬地一笑,说“李同学,很抱歉,我对您不熟,但我还是认得几位成都一中同学的。”过了不久,我了解到,原来一中的李沁生是我们四川省李大章省长的千金。

三、打着光脚板走向天安门

刚刚安顿下来,大家就急忙商量去天安门看看,那是我们中国人心中的圣地。由于学校门口的38路(现338路)公共汽车玉泉路站可以直达天安门,但票价为二角五分,来回就是五角,这对当时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而且,对我们这些打光脚板(打赤脚)走惯了的四川娃娃来说,走一走应当是不成问题的。于是,几位小伙伴就决定,吃过早饭,带上馒头就向天安门出发了。

九月初的北京,天气很好,太阳高照,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我们像在成都一样,穿着背心、短裤,打着光脚板,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西长安街的大路上。在那十几公里的路上,很多北京人可能没见过这样打扮的一群小伙子,特别是打着光脚板在路上走,感到很惊讶,所以一路

上不少人奇怪地看着我们,我们也莫名其妙。怀着对天安门的无比向往,我们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我们在天安门东看看、西看看,完全忘记了徒步十几公里的疲倦。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站在天安门前、金水桥边,大声地对天安门喊道"北京,我们来了!"

四、“十三系”就是川系

来北京上大学一段时间后,我才弄明白一些事情。我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第一届学生,原来计划开办12 个系(就是报上登的) ,但由赵九章先生据理力争,增加了应用地球物理系(所以后来被称为“十三系”)。但招生成了一个问题,于是作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赵九章先生,让这个所的党委书记卫一清想办法。卫一清是老革命家,战友很多,于是他找到老战友——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的张秀熟,因为当时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巴蜀才子”历来就享誉同内外,优秀考生不少,经过研究,决定从四川考生中,从优从先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地球物理系挑选200名学生。于是就有了上边一系列到处碰到四川老乡的事。所以,当年“十三系(应用地球物理系)”就是“川系”,在中同科学技术大学是无人不知、元人不晓的。当然,从第二届开始就全国统一招生了。

1958 年秋冬,“川系”编排了具有四川风味的歌舞《欢唱新大学》。全系几十个人出演,利用课外时间排练。有十来人的舞蹈队、二十来人的合唱队、二十多人的乐队。我是舞蹈队主演之一,也是主要的编舞人之一。大家的齐心合力,让节目十分成功。“川系”的《欢唱新大学》成为中同科学技术大学首届文艺比赛的第一名。《欢唱新大学》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优秀文艺节目,在“大跃进”的年代到处演出。于是学校从其他系选了些舞跳得好的同学,调整了舞蹈队;男主演由一位具有专业舞蹈水平的同学担任,但基本班子还是我们“川系”的。不久,我们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参加了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的“北京市大学生文艺汇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五、“大炼钢铁”的1958年

1958年我们刚入学不久,全国就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人们都在为中国的“赶英超美”而努力奋斗。年轻幼稚的我们也是热情高涨,尽力为“大跃进”做贡献。记得我们“大跃进”的重要行动是“大炼钢铁”。

所谓“大炼钢铁”就是像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在学校的大门口,挖了很多的坑,上面安上“土高炉”。放进各种各样的“废铁”,下边用大火烧。一炼钢铁就是大半天,所以大家轮班炼。我记得经常是我们值夜班,在熊熊大火前,不断地加柴添火。夜深了,年轻人经常会打瞌睡。有一次,我实在是太累了,竟站在炉旁睡着了,“突”地一声,向前一倾,我猛然惊醒,一摸,“哎呀,我前边的头发烧着了!”1958 年的"大炼钢铁"给了我们一次深刻的教训,因为费人费事还不讨好,炼出的全是废铁,而我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六、我的大学生活

当我们来到北京的兴奋劲儿过去后,实实在在的生活向我们走来。那时,我是一个穷学生。在成都七中住校,每月伙食费5到6元,可一来北京,每月伙食费涨成12.5 元,家里最多每月只能给我9元,所以生活成了大问题。中同科学技术大学是有助学金的,但在“川系”里从农村来的穷学生很多,“三代矿工”、“五代贫农”比比皆是,他们经济更是困难。于是学校从军队找了一批旧棉军服让他们穿上过冬,所以到“川系”一看,一片黄军装。这种情况下,我是根本没条件申请助学金的。这样,我的大学生活增加了一个挣钱补贴的任务。一方面,假期、周末在校外运砂石、做苦力;另一方面在校内做点零工。这样的大学生活让我懂得了更多,这也是一种人生的磨炼。

(本文选自作者《攀登顶峰的崎岖之路——献给攀峰的年青一代》一书,编者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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