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外语
58级2系校友 幸勇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外语是必修课之一,学校要求毕业生掌握两门外语。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外语是重要工具,晋升助理研究员的硬件之一,就是要熟练掌握两门外语,副研究员要4门外语。所以,笔者在学生时代和工作期间,学外语、应用外语占了相当多时间。本文主要回顾学习和应用外语的一些亲历趣事。 

学过四门外语 

1950年代,我国跟英美等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则非常友好。那时侯,外语似乎也有“阶级性”,英语被视为“资本主义语言”,俄语则非常“吃香”。1952年我考上初中,一年级上半年开始学英语,下半年便“接上级通知,初中不设外语课。”高中学了3年俄语,并参加了高考。在中国科技大学又学了3年俄语,1961年学校举行俄语“过关”考试,我侥幸过关。四年级开始学了两年英语(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学制为五年)。

1961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中关村分部,58届搬迁到分部上课,并到中国科学院相应研究所做毕业论文。我们技术物理系(5802)对口北京物理所。有一天,我们参观物理所,看到实验室研究人员阅读的资料多数是外文的;图书馆的图书、期刊,绝大部分也是英、俄、德、德、法、日等外国文的。我们感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不懂得几门外语不行,从而也理解学校为什么要求毕业生掌握两门外语了。

1963年我毕业分配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一进研究所便进行了数理化测验和俄语“过关”考试,第二年过英语“关”。(“过关”指每小时能正确笔译2500个外语字符的专业文章)。1965年,上海冶金研究所接受了“半导体集成电路研制”任务,我是15人研制组成员之一。半导体集成电路是美国Fairchild公司于1958年研制成功的,1961年Motorola公司大批量生产集成电路并首先推向市场。那时,我们能读到的集成电路资料,期刊如《固体工艺》(Solid State Technology),书籍如《集成电路设计原理和制造》(INTEGRATED CIRCITS,Design Principles and Fabricatian),几乎都是英文的,少量是日文,见不到俄文。所以,我从1965年开始,除继续学习英语外,还学习了日语。1972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设法语教学,我开始自学法语。

学用外语趣事

我虽然只在大学读了两年英语,但后来工作、生活中却使用得很多。1963年在北京物理所八室做毕业论文时,我和甘辛同学在徐文承先生指导下,用电子管研制毫微秒间歇震荡器,徐先生提供给我们的参考资料全是英文的。后来,在上海研制我国第一块集成电路过程中,阅读和翻译了大量英文半导体集成电路工艺技术资料,有些译文曾在国内刊物发表。在学习、应用英语过程中,有几件趣事,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中国科大的英语课本是本校编印的16开本。国际音标穿插在教学内容中,占相当篇幅。我的英语发音和书面朗读英语,都是在课堂学的,曾依此辅导过中小学孩子学英语。有趣的是大学课本中有一首英语诗《The Moon》:“The moon is in the sky / It is far and high / Let’s go to the moon / Ride a rocket and fly” 朗朗上口。每当谈到英语学习时,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来,甚至教孩子们朗诵。我还把它翻译成汉诗五言绝句:“明月挂高空,遥遥在梦中;偕君驱火箭,一起逛蟾宫”。后来发表在诗刊《梅岭诗风》上,并收入《金草诗词集》中。有读者来信说:“原英诗没有‘dream’(梦),您的汉诗中怎么有‘梦’呢?”这是题外话。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我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不但粮食要定量供应,而且许多日常学习、生活用品都要凭票供应。1962年9月,我们固体电子学专业分配了两本郑易里等编的《英华大词典》(时代出版社,1962修订本,定价5.20元),这是一本厚约4.5厘米的48开本英汉大词典,多么宝贵啊!两本词典,全班30多位同学,分给谁呢?班长想了一个好办法:抽签。结果,我和薛啸宙抽上了。1968年,我从上海出差到西安临潼,在骊山微电子厂参观时,看到办公桌上一本《英华大词典》,感到很面熟。我端详了一下说:“这本词典很象是我的同学薛啸宙的。”陪同参观的厂领导翻开一看,果然不错,彼此忍俊不禁,相对涣然一笑。另一件事是,1973年上海科技情报所主持在上海大厦跟日本专家进行为期20天的技术交流。我们小组7个人,组长是北京化学所研究员陶宏先生。一天,日本专家平田讲课。在谈到卤化银晶体时,有一句话译员不理解,无法翻译。平田在黑板上写成日语汉字“晶癖”,大家还不甚理解。于是,平田只好把它译成英语“Crystal habit”(晶体的习性),大家“啊”的一声恍然大悟。1968年,日本著名的集成电路专家西泽运一来我所访问,并作了一次集成电路工艺报告。他作报告也用英语。世界这么大,民族语言这么多,似乎英语是最可相通的。

1975年12月,我从上海调回梅州。1979年,兴宁县球阀厂不锈钢球阀产品产销阻滞,工厂处于困境。厂长亲自从山里(当时该厂在岗背镇)来到县城找我,请我用英文写一封信给原西德厂商,希望继续合作。信发出不久,便得到西德厂商诚意答复。工厂恢复了生机,接着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在此过程中,我们还配合该厂翻译了几十万字的英文技术资料。兴宁球阀厂不断发展壮大,后来改为“明珠球阀集团”,并上了股市。笔者不敢说兴宁球阀厂的发展壮大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但可以说在中国科技大学学的英语在梅州山区也有过“特殊”应用。还一件事是,1982年我跟兴宁无线电厂小谢去河南洛阳出差。工作之余,顺便参观龙门石窟。公共汽车在途中靠站时,上来一位中年外国人,并坐在我旁边。我用不流利的英语跟他交谈。他是法国人,叫格里福力克(Gerry fricke),在美国教书,回国途经中国,慕名来参观古迹。他自始至终跟着我们一起游览,我成了他的义务导游。他回国后还给我寄来一封感谢信。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在科技大学学的是“哑巴英语”。在上海工作期间,曾要求去复旦进修英语口语,因集成电路研制任务重,一直未能实现。真不敢想象还能当“英语导游”呢!也许是周围的同志不懂英语,我便敢大胆开口了,“胆大艺高”吧。

我学习日语完全出自应用。在研究所工作中,发现日文科技资料很多,尤其磁性、半导体资料非常实用。1965年我便开始学习日语。业余自学和参加夜校学习相结合,学习和应用相结合,边干边学,进步很快。我也买了不少工具书,其中有上下册共13.5元的《日汉大词典》。在上海冶金所,翻译了不少日文集成电路设计和工艺资料。1975年,当我决定调回梅州时,料想山区用不着日语,把那部《日汉大词典》给人了。可万万没想到,1980年代中期,梅州市科委科技开发中心拟开发“尿激酶”项目,有近十万字的日文专业资料叫我翻译。我从书店重新购置日语工具书,其中有2700页的《日汉科技词汇大全》。花了半个多月的业余时间,终于完成了“尿激酶”日文技术资料的翻译任务。 

外语不用则废

我从中学到大学,学了6年俄语。当时有一定的阅读俄语专业技术资料的能力。在东山中学高中,曾用俄语写过日记,能背诵一些课文段落。例如,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人生格言原文。1961-1963年,我们在北京中关村分部上课、做毕业论文时,曾在外文书店购置了一本苏联新版论文集《计算技术装置的磁元件》,借助俄华词典也能顺利阅读。但是,参加工作后,特别是集成电路研制中,很少接触俄文资料,俄语杂志几乎看不到苏联自主开发集成电路的报导。因而我的俄语逐渐生疏,慢慢淡忘了。但是,毕竟曾经学过6年,印象还有一点。十多年前,嘉应大学一位老师拿来一份原苏联科学院科技文摘复印件,尚能读懂大意。去年,我出版文集《追寻激情》时,为校对有关文章内容,找到45年前钱临照先生亲手签名送给我的16开本俄文版《金属学分析方法》,捧在手里,“似曾相识燕归来”。

至于法语,1972年才开始学习,1975年12月便从上海调回梅州山区,更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学习外语体会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多次在不同场合的大会上说过,21世纪的青年必须熟悉英语,会用电脑,会开汽车。熟悉英语指能阅读、会口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往多了,外国人进来、中国人出去的也多了。我们这辈科技人员的外语多数是只会阅读不善讲的“哑巴外语”,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

过去,我们学外语的方法是背单词、扣语法,口袋里经常放着单词本,英语语法则反反复复精读。1964年我买了一本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我带着它“南征北战”,不知读了多少遍了!这种学习外语的方法,对只要阅读、不求会话的“过关考试”凑效,但一到公共场合不敢开口。听人说外语,马上想到单词的中文意义,反应很慢,跟不上说话速度,听得一塌糊涂。

我想,学习外语记单词、扣语法还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训练口语。学外语要多讲,多跟人对话(如学校的“英语角”会话)。如有条件跟外国人在一起聊天,则能学到地道的英语口语。

作为一位曾经努力学过外语而又没有学会口语的古稀老人,祝愿新一代青年掌握会读、会讲、会写、会听的“四会”外语,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