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学森先生改变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58级7系校友 张瑜

200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将迎来建校50周年庆典。钱学森先生的塑像届时要在科大校园内落成。

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导师、开创者和奠基人,科学巨星钱学森先生,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建者之一——以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为主任委员的科大建校筹备委员会十委员之一。他是科大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以下简称力学系)的首届系主任,担任这一职务从科大建校阶段的1958年7月28日起,直到1970年科大从北京战备下迁到安徽合肥止,近12年。主持和指导力学系的工作,则从他担任系主任起,直至1966年文化革命的前夕,近8年。

钱学森先生为力学系的师生制订了详尽、具体的教学计划,聘请了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著名数学家吴文俊,以及留美博士化学家蒋丽金,为力学系第一届学生讲授物理、数学、化学等课程。至第四学年时,他亲自开设并讲授了“火箭技术概论”课(后定名为“星际航行概论”)。亲自指导力学系火箭小组的科研工作。他还多次给同学们讲话,作报告,极大地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对我们的学习、进步和成长,具有很强、很鲜明的指导作用。他是大家公认的,举世难得的良师与导师。

我是科大力学系第一届(即58级07系)学生。当时该系有140多名同学,后曾分为四个专业。入校以后,我聆听和亲历了钱学森先生许多对人影响至深的教导。在大学一、二年级时,我担任火箭小组秘书组组长,四年级时,还担任该系58级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两个教学班之一的学习班长,与钱学森先生的接触更多一点。1983年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著的《膨胀波与激波》一书,钱学森先生在该书的扉页亲笔给我题写了赠言。还有许多,许多……一切都令人终生难忘。怀念母校总免不了怀念恩师。现逢科大校庆50周年,我以钱学森先生如何改变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为线索,把一些情况写出来,与读者交流和分享。相信有些内容,也会启迪后人。

一、改变高考第一志愿

历史还要翻回到1958年的初夏。那时我在北京四中上学。高三的第二学期,莘莘学子们开始为填报高考志愿处心积虑——要列出一个国家很需要,很有发展前途,同时又是自己很喜爱、能发挥自身长处的志愿序列表。北京四中学生的平均业务水准很高,当时我和许多同学并不愁考得上考不上大学的问题,而是如何填报好第一志愿。那时四中理工方面的课程很强。物理老师张子锷,化学老师刘景昆都是全国闻名的特级教师,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物理是我的强项,想来想去,第一志愿还是报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吧!因为当时它被广泛认为是最难考的,搞尖端科学(比如原子能)方面的专业。其实对高中的物理课程,我最喜欢和擅长的是力学部分,原子物理还是其次。前苏联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有志学航空航天和火箭技术的人,而我对航空航天几乎着了迷。对于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运动学,动力学,以至天文学兴致很高,求知欲很强。曾不止一次地去当时的“中苏友好协会”礼堂,观看前苏联有关宇宙航行的科教影片和科学幻想影片,对其内容至今印象很深。怎奈不知道报什么高校志愿,将来才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或研制工作。

一天傍晚,我父亲从北京市教育局开完会回家。他当时任北京市第50中学校长,因学校离家远,工作又忙,通常只有周末才回来。不知是因教育局离家较近,还是他特意回来一趟,他手里拿着一个不大的笔记本对我说,会上传达了一个即将见报的重要消息——中央决定成立一所新型的、专攻尖端科学、填补我国急需空白学科、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校长;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开设与火箭、人造卫星等相关的专业;华罗庚任数学系主任;还有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高分子、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等等相关的系和专业……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霖,可找到我倾心的系和专业了。钱学森当时就是一位在国内外素享盛名,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科学家了,是许多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对我来说也不例外。能有这样的名师教导和引路,是我的渴望。于是我暗下决心,把高考第一志愿义无反顾地从著名老校——清华的金牌专业工程物理,改变为新创办的科大力学系。可以说,中央鼎力创办中国科技大学,而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这一事件,在我成长道路的重要路口,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中央创办中国科技大学的决心、魄力和远见卓识,如果没有钱学森先生的影响力,这一改变是不可能的。

二、钱学森先生亲自制定教学计划,聘“科学院的大炮”为学生授课

钱学森先生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并不因为工作繁忙,肩负国家航天工程重任而放松对科大力学系的领导工作。他精心安排力学系的教学计划,工作做得相当深入、细致、到位。实践表明,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独具战略眼光,有卓越组织管理才能的出色的教育家。开学之初,他为全系学生宣讲教学计划时,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指导方针,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两点:

1,教学内容做到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他曾指明,在业务方面的培养目标,应当类似于“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或者说,是具有一定工程技术才能的科学工作者。他不赞成在科大培养远离工程技术与工程实践的专门的理论人才,也不赞成在科大培养缺乏科学探索精神与能力,只了解工程知识的单纯技术型人才。他认为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要求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

2,为了达成上述培养目标,他使课程设置有利于学生打好坚实而又宽厚的基础。既包含科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也包含如工程制图,以及工程设计方面的基础。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会是多学科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如果基础薄弱或过于单一,将严重影响科技人员运用综合知识的能力,以及根据工作需要,跨越学科界限开展工作的能力,进而阻碍科学的发展与技术创新。他曾形象地比喻,我们的知识结构应当像“金字塔”,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空间,才有后劲。

此外,关于科学精神,关于严谨、踏实的学风,以及刻苦钻研业务的意志与毅力,他在历次讲话、谈话和报告中,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还常常结合自身的经历与大家交流。有不少内容感人至深,令人难以忘怀。

为了让学生打好基础,钱学森先生除了在课程设置上用心良苦,精心设计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聘请一流的,顶尖级的科学家为学生们授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介绍的时候,都感到有些出乎想象,甚至有点难以置信。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更没有奢望过,竟然是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主任,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1956年与钱学森先生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殊荣的吴文俊先生给我们讲授“高等数学”课。化学课也是由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蒋丽金博士讲授。到了大学二年级,由著名科学家钱临照先生继续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三、四年级时钱学森先生又选派了力学所的卞荫贵先生为我们讲授流体力学,林同骥先生讲授高速空气动力学,郭永怀先生讲授边界层理论,等等。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钱学森先生办好科大力学系的决心、魄力与智慧。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大学四年级时亲自为我们授课。

三、钱学森先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

进入大学四年级,我们盼望已久的,由钱学森先生亲自开设并讲授的一门新课“星际航行概论”开课了。这门课原来的名称是“火箭技术概论”,后定名为“星际航行概论”。1963年2月科学出版社也以这个名称为书名出版了他的讲稿。按照钱学森先生1961年8月3日编制的教学大纲,这门课共计45学时,分12—13讲,每讲3学时,一学期讲完。课程基本上按照大纲进行。第一次课是1961年9月18日,最后一次课是1962年1月8日。听课的人很多,包括58级、59级两个年级3个专业的学生,还有力学所的不少专家、学者旁听。地点设在中关村中科院自动化所大阶梯教室。由于座位有限,力学所的一些专家、老师们来听课时还自带了凳子和马扎。

当时我是58级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二班的班长,受上级指派,每次上课前与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分别站在自动化所西侧门的门外两侧,查验来者的听课证。一般上课前10分钟左右入场完毕,接下来我们两人负责迎候钱学森先生。他的车总是准时到达,我们在他的车门口附近迎接他,并陪同他走进教室,走向讲台。每次他来时,总有一位不知是秘书还是警卫的同志陪同,见到我们后会意地向我们点头微笑,然后放心地让我们引领钱学森先生。上级配给钱先生的车是淡灰色的,在国内,我还没有见到过这种车型,很庄重,而且典雅、漂亮。钱先生总是面带笑容,和蔼、谦虚、充满友善,同时也蕴含着坚定、刚毅与自信。课后,我们俩又负责把钱先生送回到汽车附近。还是那位秘书或警卫,向我们点头示意道别。

有不少人说,聆听钱学森先生讲课是一种幸福,我也有同感。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由于他在科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实在的,他的课讲得实在是太好了,无可挑剔,无懈可击。无论从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前瞻性,到丰富的信息量,还是从逻辑的严谨、语言的简洁、准确和运用技巧,直到漂亮工整的书法与板书,我有生以来听著名科学家、专家和名师的课很多,但从未见过讲课讲得有这么好的,可谓出类拔萃。听他的课是学习,又是享受,从中我们还能学到许多课程以外的东西。

这门课1962年初结束。1963年我们听课的每位学生都得到了他赠送给我们的,由科学出版社精装出版的一本书,内容就是他授课的讲稿——《星际航行概论》。经历了文化革命的风风雨雨,经历了科大由北京下迁安徽,我本人又从安徽调回北京,近半个世纪了,他送的这本书,连同我记的听课笔记,我始终完好地珍藏着,不弃不离。

四、钱学森先生与力学系火箭小组

翻开1998年科大档案馆和校长办公室编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在1958年12月27日栏下记载的唯一事件是:“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火箭小组研制的模型火箭试验成功。”在那之后,我以校刊通讯员的名义在科大校刊上发表过“模型火箭上了天”一文,报导了那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实际上,我从火箭小组成立后不久便是它的成员,并在其中兼任秘书组组长的职务。

在大事记1959年1月3日栏下记载的是:“学校派代表参加中国科学院元旦献礼大会。学校向大会献礼的礼品有电子计算机、单级模型火箭……。”

在1960年2月28日栏下记载的是:“学校召开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兼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钱学森……。大会上,力学系二年级学生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试制工作报告;……钱学森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及脉动式发动机试制工作报告的总结;……。”

在1960年8月栏下记载:“从6月至今,我校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及应用地球物理系的同学,在北京市八达岭进行了13次催化暖云降雨的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应该说,大事记成功地捕捉到了火箭小组在钱学森先生指导下开展工作和活动的几个闪光点。

1958年的秋冬,学校和系正确而英明地引导了同学们高涨的学习热情和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的积极性,在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和主力的火箭研制小组,开始只有6个人,以后增加到9人,十几人,几十人。到了1959年,在学校倡导低年级学生就开始搞科研这一方针的推动下,火箭小组曾扩大到与其它系合作,比如与地球物理系、自动化系的合作,那时的火箭小组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组,规模远远超过百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组”了。

火箭小组初创时期非常艰苦,同学们一方面有着很重的课业负担,但在科研方面也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目标。没有厂房,就在新搭建的几间简易活动房内活动,冬天很冷,室内并无取暖设备。同学们加班加点熬夜进行工作已成家常便饭。就在入校后百天之内,把长约1米,箭体直径约10厘米,以中碳钢为固体发动机壁面材料,内装空军歼击机驾驶员座下紧急情况跳伞时用的火药——双基药(成分为硝化棉与硝化甘油),使用自己设计和加工的钢制超音速喷管,铝制外壳的小火箭,发射到约8000米的高度。校党委书记郁文和副书记兼教务长张新铭等都曾观看过火箭发射试验。

钱学森先生适时地参与并指导了火箭小组的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取得的初步成绩,并了解了小火箭的设计、加工情况后,高兴极了。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对于如何改进设计,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是口头说的,也有书面的。令我至今深感遗憾的是,当时他曾给我回过一信,内容有两三页之多,记得信中他认真地解答了一些问题,并谈到了一些改进意见。后来校方开展保密大检查,我只好把它交给上级(当时的党委一科,即保密科负责统一掌管此类事情),作为需要保密的资料保存了。以后科大下迁到安徽。几年前我曾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托人查询、查找过这一资料,看是否还保存着,但一直没有结果。

钱学森先生与火箭小组座谈,指导小火箭的研发、研制等工作有好多次,有时就在简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有一次,即1960年2月28日全校科研工作报告会分组讨论时,就在校办公楼楼上第二会议室。那时全国都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记得会上有一位专家建议,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可以考虑将使用的超音速喷管由钢制改为水泥制或陶瓷制,钱学森先生对这个意见不以为然,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该洋的地方还是要洋嘛!”他反对跟风,反对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为依据。

火箭组的工作到了1959年和1960年,已相当深入,从初期的以上天、打得高为目标,逐渐转为重视科学实验与科学分析,以提高整体水平,为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那时我们已使用长余辉示波器测量和分析发动机壁所受应力情况,用自己研制的弹道摆测量发动机的推力,请解放军空军雷达部队协助,用雷达观测火箭发射情况与发射高度,用自动弹射出降落伞的方式,成功地回收小火箭。为了提高小火箭的射程,还研制出双级火箭。同学们在研制工作中,有不少发明创造,有的用于分析与提高小火箭的性能,有的用于它的加工、制造与生产,有的用于它的推广和使用。小火箭的研制,无论从成果上,还是从育人上,都取得了瞩目的、实实在在的成绩。小火箭的研制较为成熟后,便开始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及中央气象局合作,以它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化剂带到云中炸开散播,用来人工降雨或增雨,或者用于消除冰雹。1960年夏天我们曾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连续做过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校党委副书记王卓和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兼科大地球物理系主任赵九章先生,都曾前往参观和视察。与此同时,力学系火箭小组还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前往甘肃兰州地区用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之后不久,中央气象局等单位曾成百成百支地向我们下订单。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和内蒙古大学都曾派人来进修学习。《人民画报》曾来校采访,刊登了同学们发射火箭的彩色照片。之后,日本的报纸对我们的小火箭作过报道,意大利和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相关部门也曾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寻求合作,有的索要图纸,有的还得到了样机。

这段40多年前曾经引起过轰动的历史,也许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尘封,变得有些鲜为人知了,但它的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不小的范围内发生过。它对我们的成长、进步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过重要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而钱学森先生始终是这项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指导者。

五、钱学森先生重视管理科学

我在科大毕业后被分配留校任教师,从事气体动力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直到1983年。1980-1983年担任过近代力学系工程热物理教研室副主任兼气动组组长。1982年至1983年,科学院筹备在北京组建管理学院(后曾定名为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1988年在科学院的组织与协调下,中科院管理干部学院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组建了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2004年经整合并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当时管理学院急缺师资和业务骨干,于是管理学院的有关负责同志来到合肥科大本部,想动员一批教师去管理学院工作,我也是被动员者之一。但是,要让一个从事原专业教学与研究已达20年的教师改变专业方向是很难的。 当时管理学院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在原专业领域内有很强的背景和教学、科研成果,正是你们转搞管理科学的优势。”“科学院的管理学院将以科研管理为重点,有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经历,对于搞科研管理正是难能可贵的。”“不要求你们放弃原专业的研究甚至教学工作,只是希望你们分出一部分精力和时间,兼搞国家所急需的管理科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条件够宽厚的了,又是回北京工作,但仍难以令人下决心。管理学院负责同志带来的下述信息对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当时国家急待建立与发展管理科学,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以及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还有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先生等,也都极力倡导加强管理科学方面的工作与建设,包括对管理科学方面人才的培养。这也是科学院组建管理学院的背景和重要原因。系统工程是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到了管理学院之后才知道,当时钱学森先生工作那么忙,有一个时期,他还坚持每周一次,到科学院系统(工程)所参加例行的学术研讨。

1983年8月我调入管理学院,先在“科学管理教研室”工作,后又兼任过教学、科研及行政管理工作。自己从事的业务工作领域,逐步由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转向管理科学。1983至1993的10年间,我实际上是跨气体动力学和管理科学两个学科工作。我为中国科技大学指导的气体动力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于1993年毕业。直到1995年,我还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力学学报》和《工程热物理学报》发表论文。1994年后,我开始指导管理科学方面的硕士学位论文,并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评审管理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1989、1990和1995年分别在德国斯图加特、美国波士顿和北京参加国际系统动力学年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及科技园区建设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宣读论文。1990年起任国际系统动力学学会学术秘书,后又被选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跨入本世纪以来,我对从美国引入的一门著名的高端管理培训课程进行了汉化,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补充研发,先后在中科院系统以及若干知名企、事业单位开展管理培训。当这些培训取得成功,受到普遍肯定和热烈欢迎的时候,我时常不由得想到钱学森先生对管理科学的态度,对我转向管理科学的重要影响,使我步入了众多企、事业单位有迫切需求的一片新天地。

六、红色科学家的典范

这也许是一个并不时尚的标题,但正如钱学森先生作为世界著名科学家是个不争的事实一样,他是红色科学家的典范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这一点。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如此巨大的,开创性的贡献。也正因为这样,他才成为我国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和榜样。

郭沫若校长为科大题写的校训是:“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又红又专曾经成为五六十年代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座右铭与人生的航标。至于什么是又红又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它的解释可能略有不同,但其精髓与核心内容,却从来没有改变过。“红”,是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与优良品德;“专”,是指精通业务,出色地做好本职工作。钱学森先生正是一位很具代表性的红色专家,也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如果稍微了解一点钱学森先生的历史,就不难看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热情和崇高民族气节的人。正因为这样,当他知道红色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强烈向往返回祖国服务。当时的美国当局反共是第一要义。他们相当了解钱学森的才华。他1935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取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36年秋,去加州理工学院,成为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举世闻名的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并很快获得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在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二战期间,用冯·卡门的话说,钱学森“对美国的火箭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是美国火箭技术领域一位最伟大的天才”。虽然,因当时华人在美国受歧视而使钱学森晋升正教授一事阻力重重,但他依然在1947年,即36岁时,被晋升为终身正教授。钱学森先生向往新中国,这更是美国当局难以容忍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听到钱学森想回国的消息后,立即通知移民局,说:“我宁可把他枪毙,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无论如何都抵得上3到5个师的兵力。”1950年钱学森被捕,之后遭长期软禁达五年之久。他的著名的《工程控制论》就是在被软禁期间写成的。美国政府对这一事态始终封锁消息。后来钱学森夫妇历尽千辛万苦,斗智斗勇,在亲属和一些知名人士的协助下,最终让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王炳南大使在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以钱学森秘密写的经多次辗转送达亲属的信为证据,据理力争,使钱学森先生终于摆脱了美国政府的控制,回到祖国这片热土。

他刚回国不久,有位记者问他:“您认为,对于一个有为的科学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他答道:“对于一个有为的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就是说,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作出有益的贡献。”有人感慨地说,钱学森的这一肺腑之言,既是他在海外学习、教学、研究、工作20载的重要体验,也是他归国后殚精竭智50多个春秋的行为准则。

多少了解这一段历史,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钱学森先生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为开创我国的航天工程,包括对人才的培养,可以那样地呕心沥血,且功勋卓著;为什么他那样拥护中国中国执政党,那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祖国和人民,以及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还有中国科技大学的师生们也敬仰他,爱戴他!用高风亮节来概括钱学森先生的思想品德与才华智慧,当不为过!

本文写完后,作者又略翻了一下科大大事记,见到这样两条动人的记载:

“1959年11月23日:郭沫若校长捐赠两万元稿费作为全校福利金,帮助同学们添置衣被。”

“1961年12月2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赠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民币一万一千五百元,作为改善教学设备之用。学校已购买部分计算尺供同学使用。”

这些事我们都亲眼所见或亲历过。朋友,对此您有什么感想呢?我的体会是:有这些志存高远,且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崇高的师长们引路,无比幸福!

(文章原载于《科学中国人》2007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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