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尊敬的钱临照先生
58级2系校友 阮耀钟

钱临照先生是我的普通物理老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一建校,钱临照先生就与严济慈、吴有训、华罗庚、钱学森等众多科学家纷纷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登台讲课。我们技术物理系(老02系,即现在的物理系)的普通物理一直是钱临照先生教的。钱临照先生面对一二百学生讲授大课,声音宏亮,思路清晰,引人入胜。钱先生认为,物理学是实验科学,必须培养学生具备由浅入深、由此及彼、从现象到本质的洞察能力。钱先生在讲转动惯量时,亲自坐上旋转凳作演示,大教室里顿时活跃起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钱先生那里不仅学到了物理知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从钱先生那里学到了认真的治学精神。钱先生这样有名望的国内顶尖的物理学家,每次给我们讲课前他都要试讲,因此,他讲起课来语言精练,逻辑性很强。有些公式的推演,物理概念的引出,往往比书上简单、明了,同学们都感到通俗易懂,易于接受。尤其是重点和难点,他更是下功夫,参考很多参考书,要准备几套教案。1982年我从美国回国,当时我还是讲师,听说学校有规定,若要提副教授,必须讲一门基础课。以前我只讲过专业课,从未讲过基础课。而当时的基础课己被别的老师瓜分完了,于是我找当时的主管教学的系副主任,希望借一门基础课让我讲讲,讲完后就还给人家。这样,让我讲普通物理中的热学课。虽然这是为了提副教授,临时借来讲讲的,但一个人要干某件事,要干一定要把它干好,否则名声搞坏了,要挽回很难。我几乎把能找到的热学参考书都看了,尤其是重点和难点更下功夫,学钱先生的办法,每次上课前都试讲,甚至不止试讲一次,试讲二、三次,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高等教育出版社要我们学校编写一套普通物理教科书,热学书由另一位老师和我编写,是我们学校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教科书。

钱先生一贯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为培养年轻一代竭尽全力。1963年我科大毕业,留校任教,钱先生把我们四个青年教师邀到他家里,给我们辅导英语,一星期辅导几次。因为五十年代我们国家学苏联,我们高中和大学学的都是俄语,英语可说基本上是自学的。80年代初,改革开放,钱先生亲自给我们写推荐信,并且还陪我到北京去见美籍华人吴家炜先生,吴家炜先生当年任美国西北大学物理系主任,积极为我们这些访问学者在美国联系学校,我去凯斯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物理系当访问学者就是吴家炜先生介绍的。

最近,我收到一位老同学的Email,附了一篇FLZ(因他的名字比较敏感,所以我在这里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学们常用的他的汉语拼音的缩写来代表)的回忆文章,其中谈到钱临照先生对他的栽培,写得很生动。FLZ在文中写道:“1960年春,我开始投寄论文。初秋,我的一篇论文被物理学报(Acta Physica Sinica)接受。很高興。這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基本滿足了葛式条件。然而,不在“特區”,问题来了。1960年初冬,一天下午,在教學大樓西翼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钱临照先生叫住我。钱先生当时也在科大任课。他和北大王竹溪教授主编(物理学报)。钱先生的面色喜忧各半。他先高兴地说:“你的那篇论文即将付排发表。”接着,又说:“不过,不能用你的真姓名发表,你是不是改个名字?”有点奇怪?!物理学界的传统是,论文一律需注明作者真名真姓真实工作机构以及真实通讯地址,以便负责。何来笔名?当然,我立刻明白。对我这种另册公民来说,在当时,发表论文已违规。笔名或可蒙混过关。这是钱临照先生援我的一招。我干脆就请钱先生代我随便取一笔名就是了。他答应了。

1961年第一期,(物理学报)17卷57页,刊登了我的论文,作者名字赫然是‘王允然’。心想,钱临照先生厉害,这个笔名可不是随便取的。它暗示,在中国发表物理学论文,除了同行的审稿外,还必须有His (her) Majesty“允然”才行啊!后来,笔名蒙混过关也不行了。凡投寄的论文,都要先由作者所在单位进行政治审查,无政治审查证明文件者,不予审理。難逃无产阶级专政的恢恢天网啊。幫我逃脫天网的還是钱先生。

经钱临照先生的推荐,我參加了物理研究所李荫远教授的研究組。李荫远教授当时是物理所固体物理理论研究室主任。參加李先生的研究組,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凡是我与物理所成员合作的文章,就可以从物理所投寄,也就避免了对我的政治审查。因为,不经科大投寄,科大不会审查。再则,我在政治上不属于物理所管理,物理所的政治部门也不会审查到我。就这样,利用政治与研究二者的交叉位错,我的一篇篇论文成了一条条漏网之鱼,得以用真名发表。”

“1964一年里,我一连完成六篇论文,其中四篇在当年的(物理学报)上发表。那一年,我是(物理学报)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两个作者之一。钱临照先生看到我时,也每每淡淡地微笑。钱临照先生对科大后辈之提携(我只是受惠者之一),实可谓竭尽全力。有几次钱临照先生的小女儿(北京邮电大学物理学教授)不无妒意地说;‘我父亲关心你们比管我们还多。’科大早期物理教研室的不到四十个年轻人中,后来有三个成为学部委员或院士。这与钱临照先生有教无类的提携,‘看重世势坎坷’,是分不开的。”

钱先生一贯重视学校教师队伍的建设。科大下迁合肥,师资队伍流失二分之一,急需补充。有一天,钱先生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向我们推荐北京大学的吴杭生老师。钱先生当时给我们介绍吴杭生老师,讲得很风趣,时至今日我仍记忆犹新。钱先生说:“吴杭生是位很有才华的物理学家,到现在为至,我只见过吴杭生一面,但他的文章我经手很多(因为钱先生是物理学报主编),他的字很秀气,开始我还以为是个女的,我们国家出了位女物理学家,实在难得。后来有一次我到王竹溪那里去,见到进来一个人,穿的裤子,像白毛女的裤子,拖了一双鞋子,二只鞋子还不一样,活像个叫花子。但手上又抱了一大堆书。等他走后,我问王竹溪,他是谁,王竹溪说是吴杭生,“噢,原来是你的大弟子吴杭生”,我这才知道吴杭生是个男的。有钱先生的推荐,吴杭生当然很快就从北京大学调到科大,当年还是我去北大调吴杭生老师的,看完吴杭生老师的档案,事情办妥后,我去吴杭生老师的宿舍看望吴杭生老师,宿舍很乱,但到处堆满了书籍和杂志。我跟吴杭生老师说,国庆节快到了,国庆节出去玩玩,以后去了合肥,就很难有这种机会了。吴杭生把衣服一拉,你看我怎么出去,五颗扣子只剩三颗。我说:“你去买件新衣服,国庆那天穿,扣子肯定全。”就这样,吴杭生老师就调到科大,从此结束了牛郎织女的生活。吴太太是科大出了名的贤妻良母,对吴老师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由于生活上有太太的细心照顾,免除了吴杭生老师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他的研究工作,并且也改掉了吴老师生活上不修边幅的毛病。吴杭生老师不仅治学严谨,而且淡泊名利,钱先生及学校多次要他参评院士,他都不肯。1993年在学校领导和同事的多次劝说下,吴杭生老师才勉强同意,连参评的材料都是由同事代为整理的,1993年吴杭生老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只可惜吴杭生老师走得太早了,但吴杭生老师自1976年起在科大任教长达近30年,为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热爱祖国、平易近人、严谨求实、诲人不倦的性格,为科大师生树立了楷模,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也是钱先生为科大引进人才做的贡献.

科大70年从北京下迁合肥,钱先生也随科大下迁来合肥,钱先生是唯一一位随科大下迁来合肥的科学院院士。1970年钱先生已64岁,还与我们一起下淮南煤矿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那时钱先生虽然已从牛棚中放出来了,但在工宣队眼中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连我们这些根正苗红,共产党自己一手培养的知识分子,都统统成了“臭老九”,钱先生的政治地位和处境更是可想而知。但钱先生从不计较这些不公正的待遇,1972年学校复课,时年66岁的钱先生又重登讲台,为“回炉班”学生讲课。197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震悼,当钱先生得知“四人帮”压制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时,乃冲破阻力,不顾个人安危,直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师生自发组织的追悼大会,毅然登台发表悼词,追思周恩来总理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与关怀,对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期望,还以万分崇敬的心情追述周恩来总理毕生公而忘私的美德,言辞恳切,听者动容。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招收首届少年大学生,钱先生热情支持,还亲自担任过少年班研究组组长。1980年至1984年钱先生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钱临照先生后半生的生活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呕心沥血,钱临照先生一直受到科大师生的尊敬和怀念!

(本文摘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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