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尊敬的严济慈校长
58级2系校友 王炽昌 
严济慈校长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不仅讲课讲得好,而且关心青年学生各方面的成长。

他80岁高龄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努力去做一个不自满自足闭门幽居以科学术士自居的人,不让自己以老一辈科学领导者自居的人,懂得老科学人员与年轻科学人员联合的意义和巨大力量的人,自愿和乐意给年轻人打开一切科学道路使他们夺得科学高峰的人,承认科学的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人。”

他自觉地把这个理念作为他晚年为社会应尽的职责。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第一届学生,只是他几千名学生之一。但是,我工作后有事情找到他,他还是热情地指导我、帮助我。             

 一、约稿

1983年至1986年,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社长。科技编辑室提出想为青少年出套世界科技名人传记,其中有一本是有关居里夫人的。考虑到严老在居里实验室工作过,比较了解情况,而且几年前,他写过有关居里夫人的介绍。希望他能在此基础上,写一本书。

编辑室希望我找找老校长,请他为青少年写点东西。我考虑当时严老已经80多岁,年事已高,不知道还有没有精力来写这本书。编辑室同志说,你就当去看望老校长,行的话,最好;不行也没有关系。我也真想看望他老人家,就同意了。

在联系时,他听说是中国科大的学生要找他,很快就同意了,并要秘书安排时间。他那时候是住在东城区南小街的后椅子胡同,我和科技编辑室主任庄似旭同志,按约到他的寓所去拜望他。这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房间都不大,我们就在他的书房与他交谈。那天,他的外甥、我们中国科大物理教研室的葛庭寿老师也在他家中,就代表他舅舅招待我们,为我们沏茶倒水。

严老虽然年事已高,80多岁的人,但是仍然精神矍铄,思路敏捷。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严老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要求。他说,我年龄大了,眼前的事情容易忘记,但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倒反而记得清楚。他说了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的一些情况。也提到他从法国回来时,与徐悲鸿先生同船,徐悲鸿先生为他画了素描,还送了他一幅奔马图。还问我当时是哪个系的,我说是技术物理系的,他马上说,那时是钱临照先生给你们讲《普通物理学》,你们系学生太多,一个年级就180多人,只能请钱老师去讲了。他对学校几十年前的教学情况都记得很清楚。

当时,严老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位高权重,但是他对一个学生的要求尽量满足。对几十年前学校的教学,还流露出深深的怀念。很令人感动。 

二、题词

1992年的9月,贵州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于泽滨同志找到我,说是他们省的一些老教师组织编著了一本研究论文的书籍:《师德论》,希望请一位中央领导题词,以扩大书的影响。他们希望能找到一位德高望重的、了解教育界情况的老领导。我考虑他们的要求,我能协助他们找的中央领导也只有严老了。我与他们谈了我的想法,他们喜出望外,连声说好。但是,我也与他们说明了,我可以帮助联系,是不是能题词,我可不能保证。

我与严老的秘书于茂青同志联系说,如果严老身体允许的话,是否能请他为贵州省一些老教育工作者的书题个词。贵州省是西南边缘省份,教师队伍比较薄弱,教学研究工作也刚刚起步,尽量能给他们以支持。于秘书答应向严老汇报,尽量促成此事。

我请于泽滨同志把书稿送到于秘书处。大约10天左右,我就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寄来的信函。信封上的地址、姓名都是用粗墨笔写的,字迹苍老有力,一看就是严老自己写的。果然,严老在白纸上工工整整的写了:“教书育人,师德为先”,落款是:严济慈 1992年10月5日,还盖了大红的名章。我马上把这个消息打电话告诉于泽滨同志,我听到电话那边高兴得欢呼起来了。

《师德论》如期出版了。贵州的同志至今还为此事津津乐道。 

三、贺卡

自从那次到严老府上拜望以后,我每年都会给严老寄去贺卡。于秘书告诉我,严老喜欢接见中国科大的同志,喜欢你们称呼他为校长,不喜欢你们称他委员长。所以,我每次都是以学生的身份称他严校长。而且,他不像有的领导,贺卡都是秘书代劳,或是统一印制。他都是自己亲手书写,连信封都是自己亲手书写。于秘书说,严老认为这是对人的尊重,他不要我们代写。

1993年的春节,我照例又收到了严老的贺卡。贺卡和信封仍然是他亲手书写,而且他又特意写上:“炽昌同学:祝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全家幸福。  严济慈敬贺 一九九三年春节”。

我手捧贺卡,心里十分激动。一位九十三岁高龄的师长,竟如此认真的给自己的学生写贺卡。而且如此诚心诚意地祝福自己的学生。十几年过去了,严老给我的贺卡我一直珍藏着,我不时拿出来看看,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我一辈子做青年工作、学生工作,我就应该以严老为榜样,一辈子忠诚于教育事业,热爱青年学生。

 (本文摘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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