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对我的影响

韩荣典:1938年出生,汉族,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共党员。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核学会理事,安徽核学会理事长,历年来,先后主持建立了多个近代物理实验室,主持多项核物理研究工作。曾获得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曾被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全国教育工会授予“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

我主要想讲讲科大教育对我的影响。

一、在教学工作上的影响

我毕业后一直在科大工作,不同的工作时期和工作内容中,我的感想都不同。我们大学时学得很辛苦,但是毕业后感觉学到了很扎实的知识。毕业留校后我是先做辅导工作,然后才从事教学工作。感触最深的是,当年给我们上课的大师们,都很伟大。

比如说,郑林生先生的课非常注重条理性,先综观,然后再细节,讲完后再进行总结,使学生对知识的完整掌握更加清晰。

朱兆祥老师,就是后来创办宁波大学的校长,他经常结合讲课内容对不同的书做一些点评,然后告诉你哪本书的哪个地方写的比较好,这对我后来的从事教学工作影响很大,我觉得教课之前自己就应该多读几本书,尽量搜集相关知识点或者发散的知识多猎取,才能取各家之长,让自己的课堂内容更加丰富。

李德平先生的课非常风趣,还有很多小故事贯穿在课堂中,这对我们理解课堂内容非常有帮助。

这些老师的讲课风格对我都有一定的影响,我就学习他们的经验,后来我上课,学生反映都还不错。

二、在科研和实验室建设上的影响

科大搬迁到合肥后,条件很艰苦,根本没有实验室。而科大的校训就是“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强调理实交融,没有实验室不行。1960年,郭沫若校长、郁文书记还有张劲夫先生给我们作报告的时候就强调,科学实验是人类的重要的实践活动,在当时能提出这个观点是很不容易的。

科大人做事有个特点,一是要认真,二是要有自己的理念。对于科大人来说,钱学森先生提出的严肃、严格、严密的“三严”作风不仅仅是个口号。我跟你们说个小故事,1958年刚开学,正值大跃进,全国都在大炼钢铁,当时有个系炼出来一块,就到学校去报喜。报喜结束,等同学们都走后,当时学校负责炼钢铁的一位老师看了半天,对工作人员说,“这到底是钢还是铁?还是拿到化冶所去化验一下吧”。这个事情对我影响很深,我们科大人从来就是实事求是。1959年春节,郭老在座谈会上说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规律,按照科学规律办事,这对我们影响很大。办事要按照规律。我们搞科研、搞实验室建设,尽管经费不够,但是我们能保证我做出来的东西是真实的。

三、在行政工作上的影响

行政工作上,有两点对我影响很大:一是我们科大讲究科学技术,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二是对学生非常好,一定要创造一切条件把学生培养好。

1958年,几乎全国所有的入学新生都没有上课,但是郭沫若校长跟郁文书记说,学生还是要念书的。所以科大学生连炼钢铁带下乡劳动,一共一个月的时间,其他时间都在上课,这在当时其他高校是没有的。科大的特点就是不跟风、不盲从,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除此之外,郭沫若校长还两次拿出稿费给学生解决生活问题,钱学森先生也是拿出稿费给学生解决生活学习问题。困难时期,很多学生都吃不饱。当时学校领导了解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在打猎时打了一批黄羊,校领导就想办法找他们要了一些,并且规定,这批肉都放在学生食堂,只能提供给学生。

后来科大最早给学生宿舍安装暖气,夏天先给学生提供电风扇,包括近几年给学生宿舍安装空调、安装热水器等,都是想创造一切条件让学生成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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