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中的足迹——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 2014-06-30

1920年,陈望道翻译了中国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首印时书名印成《共党产宣言》,传到山东广饶刘集村后,演绎了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1975年1月,病重的周总理仍惦记着首译本的下落。就在这年秋天,一位用生命守护近半个世纪的老人,把它献给了国家。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之际,我们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编 者

  

2014年的春天,我们再次来到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阳春时节,这里桃红柳绿,草长莺飞。九十年前的1924年,也是这样一个春天,刘集村秘密成立共产党支部,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战争年代,刘集是远近扬名的堡垒村,被誉为“小莫斯科”。

 

我们在一座农家小院前驻足,门前的大槐树,花缀满树,正飘着醉人的清香。走进小院里,窗前的石榴树绿影婆娑,枝头上榴花灼灼,蕊珠如火,仿佛在给我们讲述着那个遥远年代的火红故事。当年的党支部,就设在眼前这座小屋里。透过紧闭的门窗,我们似乎看到,油灯摇曳的炕桌上,摆着一本印错书名的小册子——《共党产宣言》,一群农民兄弟正在低声热烈地讨论着。

 

 

1920年2月的北京,寒风凛冽。无法立足的陈独秀,被迫离开险地,避往上海。

 

天还没亮,李大钊扮成账房先生,乘一辆骡车送陈独秀出城。他从怀里取出一本英文小册子,郑重交给陈独秀:这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来的,想办法把它译成中文,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这是第一把开锁钥匙,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就在这里。

 

陈独秀轻声念出书名:《共产党宣言》,太好了!

 

1920年3月底,上海。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一的戴季陶找到《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托你物色一高手,把我从日本带来的《共产党宣言》日文版翻译成中文。

 

邵力子眉目一展说:此等重任,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戴季陶深知翻译难度极大,担心陈望道难以胜任,让他试译。

 

听说戴季陶找人翻译《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大喜过望,让邵力子把他那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道捎上,供陈望道参考——三十四年后的1954年10月,陈望道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会时,周恩来特意问他,《共产党宣言》主要根据什么版本翻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根据英文版,同时参考日文版。

 

陈望道带着重托,扛着一箱沉甸甸的书籍,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他知道自己刚刚在杭州“犯过事”,已引起当局的注意,决定先找一个隐蔽处。

 

躲到哪里翻译合适呢?

 

他屋前屋后转了几圈,相中自家屋旁的柴屋。

 

他在饭桌上对家人说:从今天起,我要在柴屋里干一件极重要的大事,不能让人家晓得,也不能让外人来打搅,大家多长个心眼。

 

看着他那严肃的表情,一家人惶恐地使劲点头。

 

要准确翻译《共产党宣言》,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文中有大量的新名词、新思想、新观点,译者从未遇到过,理解把握的难度相当大。国内只有一些对其段落的零星翻译,且谬误百出,如把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安民思想混为一谈。

 

陈望道中文功底深厚,又力推白话文,还精通英文和日文,留日期间还接触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可是,细细诵读多遍后,他仍感到十分棘手,也理解了戴季陶为什么请他“试译”的原因了。

 

“宣言”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让他颇费踌躇。他在纸上写了划,划了写,绞尽脑汁,反复修改,最后敲定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虽是开天辟地第一人,陈望道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还是大致准确的,奠定了中文版的基石。在这基石之上,一些词语,在后来其他人的译本中,逐渐准确、通达、雅致起来。

 

整整一个月,陈望道足不出户。到4月底,终于大功告成。陈望道钻出柴屋,想舒展一下酸胀麻木的筋骨。没想到,被头顶上明晃晃的太阳一照,竟一阵头晕目眩,幸亏扶着墙,才没摔跟斗。

 

这一年,陈望道二十九岁,比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的马克思小一岁、比恩格斯大一岁。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把出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作为首要任务之一。陈独秀约陈望道和李汉俊碰头,商议出版的事。

 

李汉俊挠挠头:眼下局势紧张,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会惹来麻烦。

 

陈望道眉头紧锁,叹了口气:是啊,他们哪里能容忍《共产党宣言》公开印刷发行?

 

李汉俊接着说:还有一个难题——到哪里筹集出版经费呢?

 

陈独秀踱着步子: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听说维经斯基带来一大笔共产国际经费,我找他去商量。

 

拿到钱后,陈独秀、陈望道立刻在拉斐德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秘密开设印刷所,承印《共产党宣言》。

 

这天,陈独秀和陈望道、李汉俊等人悄悄来到印刷所,心情急切得就像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

 

过了一会儿,工人送来几本刚装帧好的小册子,一股清新的油墨香沁人心脾。几个人迫不及待地捧在手里,一边端详,一边压低嗓门,兴奋地议论着。

 

眼尖的陈望道惊叫一声:糟糕,印错了!怎么印成“共党产宣言”了?

 

陈独秀仔细一看,可不是嘛,封面上果然印着“共党产宣言”!

 

快停下,快停下!陈望道连忙朝印刷工人喊。可是已经晚了,几百册都已经装订好。怎么办?毁掉重印?几个印刷工人慌了。

 

陈独秀摇摇头:不行!我们本来就缺经费,毁掉重印太浪费。

 

李汉俊安慰道:好在扉页和封底的书名没印错,没关系,内容比形式更重要。

 

陈独秀思忖片刻,果断决定:这样吧,这些书就不要出售了,全部免费赠送。把封面重新排一次版,这个月再印几百册,封面改成蓝色的。

 

 

1926年春节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雨辉回乡过年时,把一本《共产党宣言》带回广饶的刘集村。

 

一天晚上,刘考文陪着姐姐刘雨辉到了村民刘良才家。刘雨辉从衣袖里拿出本薄薄的书:这本《共产党宣言》就留给你们了。这里面很多话都是革命的道理,能让人眼明心亮。

 

刘良才拿过书看了又看,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笑道:第一次看到长成这样的人……这把大胡子,长得可真有样子。

 

刘雨辉也笑了:他叫马格斯,是个外国人。

 

刘考文疑惑地问:咱是庄稼人,能看懂这种书?

 

刘良才说:既然这书这么要紧,就算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也得弄懂它。咱庄稼人生下来就会种地?不都是边干边学吗?

 

当晚,刘良才掌灯读到天亮。

 

《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让刘良才不知所云:一个怪物,共产主义的怪物,在欧洲徘徊。

 

刘良才反复念叨,到了能背诵的程度,也难得其解。每翻开一页,他都读得磕磕绊绊,就像推着一车东西,走在坑洼不平的路上。

 

刘良才觉得,不认识的字还好办些,可书里有些话,就像潭水一样深不可测,像迷宫一样找不到方向。

 

夜已深,妻子姜玉兰说:你别瞎琢磨了,等天明,去问问子久兄弟。

 

刘良才哪里等得了明天,他说:不行啊,不弄明白我睡不踏实。说着就要起身。

 

姜玉兰急忙阻拦:鸡都快叫了,人家正睡得香呢!

 

刘良才不理她,顾自跑了。

 

刘子久是中共地下党员,春节回家小住。在刘子久的小屋里,两人借着煤油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共产党宣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

 

刘良才读后,对姜玉兰说:我们刘集不也这样?有地主、农民、佃户。我觉得,大胡子的很多话,细细琢磨一下,都好像是说给咱们刘集的。

 

几个月的时间里,刘良才都在反复读《共产党宣言》。他决定举办农民夜校,让更多的农民兄弟学习。

 

刘集村党支部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是在192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不久,刘集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就陆续来到刘良才家。

 

刘良才拿着一本书说:召集大家来,就是为了学这本书。它叫《共产党宣言》。

 

有人问:这上面的大胡子是谁呀?

 

刘良才回答:大胡子姓马,他是马大胡子呀!

 

有人凑近细端详,看着看着,就噗嗤一声笑了:咱村姓马的,可没长大胡子呀!这马大胡子的模样也怪稀罕……

 

刘良才也笑了:这可不是咱村哪个姓马的,也不是附近十里八乡的。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是外国人呢!这本书是他和别人写的,里面写了咱穷人的事。

 

有人惊道:外国人写的书也到了咱这里?这外国离咱村有百八十里地吧?

 

刘良才笑道:哪有这么远,就在咱家的炕头上呢!

 

刘良才给大家念道:“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有产阶级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他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刘良才看了大家一眼,见大家都面面相觑,就笑着说:我开始时也犯迷糊,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看多了,琢磨多了,就琢磨出道道来了。这本书能让咱们有衣穿,有饭吃。

 

刘良才接着说:我从里面悟出个道道——这个阶级、那个阶级,到现在也没换来咱穷人的好日子。旧社会再怎么换,也是换汤不换药,欺负咱的人该怎么欺负还是怎么欺负。咱们穷人家,走得慢了穷撵上,走得快了撵上穷,不快不慢往前走,扑通一声,还是掉进穷窟窿。说白了,就是永无出头之日!马大胡子说到无产阶级,啥叫无产阶级?就是穷得叮当响的穷人,咱庄稼人也是无产阶级呀!咱村里地主,有时不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可他给佃户涨工钱了吗?他们脸上挂着笑,嘴比蜜甜,可袖筒里揣了把刀子,肚子里装满了坏点子!如今出了共产党,咱的出头之日也快来了。共产党说白了,就是和咱一个鼻孔眼出气的。

 

大家都七嘴八舌开了腔:咦!这大胡子咋就知道咱这边的事呢?说的话句句都在理道道上!

 

我敢打赌,这大胡子肯定也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他要是没扶过耩子(一种播种的工具),说不出这样知根知底的话!

 

坐在墙角的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发话:大胡子的话,说到咱心坎上了。照大胡子的话去干,不会错。说这话的人叫刘世厚,平日里沉默寡言,不显山不露水的。

 

刘良才摆摆手,大家都停止了议论。他扬扬手里的书说:世厚说得对,咱们就得按这本本来。那些有钱人可不是纸扎的,一戳就破。怎么才能把他们摔在地上爬不起来?这大胡子给了咱一个办法,是啥?他号召咱联合起来!就是穷伙计们抱成团跟他们斗!

 

就这样,一帮子农民兄弟,在1926年的这个夜晚,认识了被称为“大胡子”的德国人。他的《共产党宣言》,不仅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也正被鲁北平原上顶了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慢慢接受着。

 

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能活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许在《共产党宣言》再版的某一篇序言中,会提及中国鲁北平原上的这帮农民兄弟呢!

 

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用暴力推翻有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刘集村的农民兄弟从这句话中受到启发,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一年以后的1927年,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

 

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鲁北平原上以刘集村为中心的革命斗争,却是如火如荼。1928年春天,广饶县一些地方闹起春荒,刘良才带领吃不饱的农民,掐了大地主谢清玉地里的谷穗,后又开展反对苛捐杂税的“砸木行”斗争。

 

在德国,《共产党宣言》曾被普鲁士当局作为禁书列入《警察指南》;而在中国,蒋介石把《共产党宣言》列为禁书之首。

 

广饶县国民党政府为找到这本《共产党宣言》,派出数百人到刘集挨家挨户搜索,连一张纸片都不放过。

 

刘良才身份暴露后,在广饶县难以立足。组织上调他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

 

这天晚上,刘良才和共产党员刘考文在地道里焚烧文件。刘考文拿起那本熟悉的《共产党宣言》,捧在手里看了很久:这本书也要烧?

 

刘良才接过来,轻轻地抚摸良久,说:它比咱们的生命还重,我把它交给你了。

 

刘考文用力点点头:人在书在!

 

1933年夏,刘良才被捕。11月19日上午,他被刑车拉到潍县城门,这是县长厉文礼为刘良才精心挑选的刑场。在城门行刑,可能是潍县有史以来第一次。城门口人来人往,天南海北的人都有。厉文礼的用意不言而喻。

 

厉文礼高声宣读了判决书,罗织的罪名是刘良才到处散布《共产党宣言》。

 

刘良才哈哈一笑,高声道:错!《共产党宣言》对穷人来说,是一剂救世良药;对反动派,是一剂毒药。毒死旧社会,天下才太平!

 

一个戴眼镜的军医跑来,用粉笔在刘良才胸口做了标记:这里是心脏,县长有令,不要一下子把他钉死了。

 

刘良才背靠在城墙上,七个彪形大汉围上来,其中五人分头按住刘良才的头、手、脚,另外两人一人拿起铁钎按在刘良才的腿上,那持锤子的大汉,张口“噗”的一声向手心里吐口唾沫,举起锤子比划几下,说声“好!”那锤子在空中划过一道弧,裹挟着一股阴风落下来,重重地砸在铁钎上,铁钎扎进刘良才的腿里,好像遇上骨头,那壮汉又用力抡起锤子,铁钎透过大腿穿进城墙里。

 

刘良才一声惨叫,晕了过去。围观的人,有的转过身,有的闭上眼睛。一桶冰冷的水浇在刘良才的头上。他慢慢醒过来,睁开眼睛,吐出一口血水,血水里有几颗被他生生咬掉的牙齿。

 

又一根铁钎穿进刘良才的另一条腿。刘良才再次晕过去。又是一桶水浇在他身上。

 

刘良才双腿被牢牢地钉在城墙上。他挣扎着,痛苦地扭动着身躯,脚下两洼血水。

 

刘良才强忍剧痛,横眉怒目:老子生为《共产党宣言》生,死也为它死,早点送老子上路吧!

 

这喊声,掷地有声,如雷贯耳。

 

厉文礼指着刘良才高声道:这本书都把你毒成什么样子了?!马上送他到十八层地狱见马克思!

 

厉文礼说罢一挥手。

 

那铁锤在空中又划了一道弧线,重重地落在刘良才胸口的铁钎上。

 

铁钎刺进刘良才的胸膛,穿过心脏,扎进城墙里。他猛地张开嘴,竭力想吸一口气,可挣扎了几下,最终也没能成功,脸上的痛苦慢慢凝固,头也无力地垂在胸前。

 

冬日的阳光终于照过来,洒在阴暗的城墙上,也洒在刘良才渐渐失去体温的躯体上。

 

 

1940年初,中共四边县政府给刘集村的刘学福家送来一块光荣匾。匾长一米有余,宽七十多厘米,上面刻有“一门三英”四个大字。刘学福的两子一孙,都是响当当的抗日英雄。

 

刘学福膝下三子,长子刘泰山,次子刘寿山,三子刘仁山。刘泰山、刘寿山都是刘集的中共早期地下党员,每次兄弟俩从夜校回来,都把《共产党宣言》中的道理说给父亲听,刘家人是学了《共产党宣言》起来革命的。

 

刘泰山之子刘端智,二十岁参军,之前早就定下婚事。就在赠匾的这年,因为作战勇猛,火线上成了班长。听说女婿当了官,岳父高兴之余,担心刘端智将来变成陈世美,就找亲家催婚。

 

刘学福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板子(刘端智小名)也不小了,那就结吧。

 

当时,刘端智就在刘集村附近一带活动,接到家里传来的口信,就向队长报告。

 

队长哈哈一笑:这是好事,过几天你就回去入洞房!

 

结婚当日,女方的花轿已在路上,刘家门口也响起唢呐声。

 

刘端智前一日带回口信,说要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回来。一大早,街筒子里就站满人,眼睛齐刷刷盯着村口,等着枣红马出现。

 

有人来飞报,说花轿马上就到村口。大家都急了。刘学福说:怎么还没听到马蹄声呢?

 

太阳升到一竿子高,花轿落到刘家门口。刘端智还是不见踪影,刘泰山就带着一帮人迎到村口。

 

这时,远远看到几个人抬着口棺材走过来。有人就喊:不要从这里走,这里有结婚的!

 

那些人不听,抬着棺材就转眼到了跟前。

 

刘泰山急了,刚要发脾气,对方为首的开口了:老乡,刘泰山家在哪里?

 

刘泰山慌了:我就是刘泰山!

 

对方一脸的悲戚,上前握着刘泰山的手说:刘端智同志昨天晚上牺牲了,我们把他送回来。

 

一场喜事,转眼就变成一场丧事。

 

1947年10月,在国民党军队飞机的空袭中,独立营营长刘仁山为掩护战士,先被炮弹炸飞胳膊,后被飞机机枪射中。

 

1950年3月,南下四川任云阳县委组织部长的刘寿山,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一块“一门三英”光荣匾,化成三张烈士证明。

 

1966年秋,刘泰山母亲重病不起,气息奄奄。刘泰山喊来木匠打棺材。老木匠扫了一眼木材说:还缺一块板子。

 

刘家穷得没钱买木板。刘泰山突然想起那块“一门三英”匾。

 

这块匾一直由刘仁山遗孀李月英珍藏。她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尖声喊道:不!决不!

 

刘泰山没想到弟媳反应这么强烈,吓了一跳。

 

过了一会儿,李月英默默搬出那块匾,轻轻打开裹在上面的薄布。

 

匾很洁净,一尘不染,透着一种肃穆和凝重。这是一块承载三条生命的匾啊!每一缕纹理里,都浸润着英雄的血!

 

李月英用自己衣袖擦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最后,李月英扭过身去,示意搬走。

 

刘泰山搬起来放下,放下又搬起来,心里沉重得像压了一方秤砣。

 

刘泰山抱着那块匾,跪在母亲的床前:老娘啊,这是您的儿子、孙子孝敬您的,就让他们替您遮风避雨吧。说完磕了几个头。

 

刘泰山的母亲好像一下子清醒了,指着匾上的字说:我的寿限是苦命的儿子和孙子给的……跟师傅说说,上面的字,留着。

 

刘泰山对老木匠说:老娘说了,“一门三英”留在板上,不要推掉。

 

老木匠震撼了,双手接过放在长凳上,鞠了个躬,一脸凝重,然后用长锯分成两块,大的,为棺木前彩头,中间刻上一个大大的“寿”字,四面有花纹相衬;小块,为棺木后彩头,其余边料做了日月(指棺材底部左右两块板子)。末了,刘泰山让在后彩头上雕上一个“孝”字。

 

“一门三英”四个字掩在棺材里面,“一门”二字在前彩头上,“三英”则在后彩头。

 

一门两代英烈,以这种方式守护着老人。

 

刘老太出殡那天,刘集村的人几乎都站在街上。棺材前那大红的“寿”字被阳光照得红彤彤的。

 

人群里有个老人突然喊道:老少爷们啊,替烈士送送老人吧!人群中哭声一片。

 

四  

 

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会议期间,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又向陈望道打听《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下落。

 

陈望道先生无奈地摇摇头。

 

周恩来怅然若失:这是马列老祖宗在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我的一块心病啊。

 

这年秋天,广饶县文物所所长颜华来到大王镇刘集村,搜集革命文物。

 

得知失踪多年的《共产党宣言》在刘世厚手里,大家七嘴八舌地动员他献出来。刘世厚一声不吭地回到家中,一袋接一袋吸着旱烟。良久,他打开墙角边上的箱子,拿出一个黑漆匣子,捧出一个花纹蓝包袱。

 

包袱一层层揭开,里面赫然露出一本小册子,封面有一幅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几乎占据整个封面。刘世厚将它捧在手里,反复端详,口里喃喃道:四十多年,四十多年了啊……

 

四十多年前那个夜晚,刘考文匆匆跑到刘世厚家,从怀里拿出这本书,郑重地对刘世厚说:我已经暴露,随时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这本书是咱的革命之本,你记着,人在书在!

 

不久,刘考文果然被捕入狱,全家被抄。

 

从那时起,刘考文的话就时常响在刘世厚的耳边。

 

在刘集村口,有一座巨大的台式日历雕塑,上面的时间,永远定格在1941年1月18日。

 

2013年春天,我们第一次站在雕塑前,不禁好奇,这串数字代表什么?后来得知,这串数字是刘集人七十二年前的一场梦魇,是那天驻扎在这个村里的抗日队伍的生死牌。凝视着这座庄严的雕塑,七十多年前的枪炮声由远及近,在我们耳边骤然响起来,惨烈的场面也从岁月的深处凸显出来。这次惨案,光八路军就死了八十多个。日本鬼子在焚烧刘集村房子时,原本逃到村外的刘世厚撒腿往家跑,他的妻子喊道:孩子他爹,你疯了吗!小日本还没走,你要回去送命?刘世厚急得直跺脚:有个东西可不能烧了,就算搭上我这条命,也得把它抢出来!

 

刘世厚舍命抢出的,正是刘考文交给他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在白色恐怖时期,刘世厚有时把书藏在床底下,有时藏在粮囤的透气孔里。

 

新中国成立后,每到清明节,刘世厚先去祭奠烈士。在烈士坟前,他纸钱烧完,一杯清酒敬罢,就捧出当年那本《共产党宣言》,端端正正地放在墓旁。

 

每次,他都像老伙计相聚拉呱儿那样开了腔:这本书我又带来了,我保管得好着呢!你们在天之灵就放心吧。伙计们,咱们再学学《共产党宣言》吧。说完,刘世厚老人就在墓前磕磕绊绊地念上一段《共产党宣言》的话。

 

在众人动员他献书的那天晚上,刘世厚辗转难眠,第二天,一向早醒的刘世厚竟没有起床,在床上连续躺了三天。

 

这天上午,刘世厚提着那个蓝包袱,来到烈士坟前。田野里一片葱绿,风暖暖的,一些不知名的小花盛开在坟冢上。

 

刘世厚拿出那本书,轻声道:老伙计们,今天我就把它交给国家了,我是舍不得啊,可我老了,往后也要到你们那边去,书留在我这里,咋办?交给国家世世代代地管着,咱们更放心,也让世世代代的人学下去,不能到在咱们这就断了,是不?

 

刘世厚离开坟地,径直来到大队办公室。他轻轻地打开包袱,碎花包袱像莲花一样绽放开来。他双手捧起书,低头看了很久,低沉地说:可要保管好它呀,为了它,咱们死了一摞摞的人哪……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后经多方考证,正是中国最早的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如今,作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被珍藏在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里。

 

鲁北农民与《共产党宣言》的这段传奇故事,已经湮没在了历史深处,但是他们用生命传承的这本小册子、这道照亮中国最初的曙光,到今天已然光芒万丈,呈现给我们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媚世界。(铁 流 徐锦庚)

 

来源:《 人民日报 》( 2014年06月30日 24 版)


     
中国科大新闻网
中国科大官方微博
中国科大官方微信

Copyright 2007 -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版权所有 Email:news@ustc.edu.cn

主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承办:新闻中心 技术支持:网络信息中心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96号 邮编:23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