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钱学森

钱学森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1955年，他毅然选择离开学习、工作了近20年的美国，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等职，放弃国外优厚的经济待遇和生活条件，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决心用自己的智慧建设国家，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

回国以后，钱学森的月薪仅三百多元。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晚年也曾得到过几笔大额的科学奖金，但他毫不犹豫地把这几笔较大的收入全部捐了出去。

1957年1月，钱学森在美国所著《工程控制论》（英文版）获得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一等奖，并获得奖金1万元。他用此款购买了国家公债，1961年底，他将此国债连本带息共计1.15万元毫无保留地捐给了中国科大，用于给学生购置计算尺。

在那个年代，计算尺可以算是一种比较奢侈的计算工具，买一把要十多元，而一位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元。作为中国科大力学和力学工程系首任系主任的钱学森发现，班里的学生很多因家境贫寒，根本买不起计算尺。他知道这个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因为理工科的学生没有计算尺，就像战士上战场没有枪一样。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奖金，请学校教务人员给每位学生配了一把计算尺。

1961年12月，中国科大党委特地致函钱学森，感谢他到校指导工作，并明确表示用他捐的11500元给同学买了计算尺，不仅帮助许多同学解决经济上的困难问题，并给同学精神上以很大鼓舞。

1962年，钱学森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几千元。那时国家还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钱学森拿到稿费后，连装钱的信封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上交国家了。

1994年，钱学森获得何梁何利奖金100万港币，奖金支票还没到手，他就已经写好了委托书，把钱直接捐给了中国科协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

钱学森一生秉持廉洁自律的原则，到了晚年更是坚持“七不”原则：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任何科技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兼荣誉性职务，上年纪后不去外地开会、不出国访问。

2、郭永怀

郭永怀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奉献国家的一生。1956年10月，郭永怀放弃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高薪挽留，携妻女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他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的美丽的山河。”

归国后，郭永怀任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李佩则在中国科学院西郊办公室工作。他们勤俭节约，即使是对唯一的女儿也没有半分娇惯。

1965年1月，郭永怀、李佩夫妇致信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表示要将自己多年的积蓄48460元全部捐赠给国家。这在当时可谓是一笔巨款，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二三十元，郭永怀的工资也仅三百多元。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党委书记杨刚毅得知情况后找到郭永怀，关切地问他家庭生活是否会有困难，请他考虑是否全部捐赠。郭永怀态度非常坚决，“这本是人民的财产，再回到人民手中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此大方的郭永怀，对自己和家人却非常“小气”，他的毛巾要用到破得不能再用了才肯换新的，他的钢笔也一直用了很多年。郭永怀的女儿曾恳求他利用在部队的工作关系让她去参军，但他没有同意，坚决送她去了内蒙古呼伦贝尔插队。面对女儿写信诉苦，他只鼓励她“要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困难”，绝不搞特殊化。

郭永怀为保护国家绝密资料壮烈牺牲后，有关方面询问李佩：作为烈士家属，是否有需要照顾的地方。李佩坚定地回答：“我们不需要！”于是，他们的女儿回到了插队的地方，李佩也回去继续劳动改造。

李佩与郭永怀一样，都是为祖国和科学事业奉献终生的人。

40年后，李佩又再次将全部积蓄30万元汇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用以补充2003年设立的“郭永怀奖学金”。此时，她的存折仅剩几百元。在此前一个月，她已经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郭永怀奖学金”捐赠了30万元。

即使是到了晚年，李佩仍在不停地捐赠，写字台、书、唱片、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她几乎捐赠了她和郭永怀的一切。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支持智障儿童幼儿园……也都有李佩捐赠的。无所谓名利物欲，满心都是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在郭永怀、李佩夫妇眼中，仿佛没有什么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和他们的一切都属于国家和人民。

3、郭沫若

郭沫若，中国科大首任校长，同时还身兼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职务，公务繁忙，但他仍时刻牵挂着他亲手创办的学校，牵挂着学生。

中国科大创办之初，国家正遭遇三年困难时期。学校的许多学生是贫下中农出身，经济条件不是很好。郭沫若会在百忙之中深入学生食堂，与同学们一起就餐，了解学生的伙食状况，甚至还亲自给学生打饭。1959年寒假，很多家庭困难的学生放假没有回家，留在学校集体过年。除夕之夜，郭沫若特地赶来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吃团圆饭。饭后，学校举行春节联欢晚会。演出前，郭沫若笑容满面地走上舞台，双手作揖向师生员工们拜年。大家都激动得站了起来，热烈鼓掌，高呼“向校长拜年！”随后，校党委书记郁文宣布：“郭老把他刚收到的《沫若文集》稿费两万元捐赠给学校，其中大部分用于补助生活困难的学生。为使同学过好年，郭校长提议发给在校的同学每人两元，一元入春节伙食费，一元作为‘压岁钱’，发到每个学生手中。”在那极其艰难困苦的年代，郭沫若的关心使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学生们感到格外温暖。如今，校长在春节团圆饭后给留校学生发压岁钱已经成为中国科大的春节礼。

此外，为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和文体活动，郭沫若还捐款帮助学校修建标准游泳池，并将自己在外交活动中得到的放映机和影片等礼品送给学校，请全校师生免费观看自己创作的历史剧《蔡文姬》。

郭沫若任中国科大校长20年，对学校感情特别深厚。著作等身的郭沫若生前将著书所得的15万元稿费全部捐献给国家。至今，在这笔资金的基础上成立的“郭沫若奖学金”——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务院批准的高校奖学金、首个个人冠名奖学金，仍然是激励科大学子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重要奖项之一，成为老校长留给中国科大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4、何多慧

何多慧，1959年考入中国科大原子核物理及原子核工程系，1964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1978年至1991年，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台专用同步辐射光源——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的预研、设计、建造和调试，开创了我国同步辐射科技领域。

何多慧是新中国培育起来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中的一员。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酷爱读书，但因家境贫寒，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才真正有了求学的机会。在建设合肥光源的过程中，何多慧有幸得到严济慈、王淦昌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亲切关怀和鼎力支持，深切体悟到科学家的精神风范。

薪火赓续，代代相传。何多慧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之余，不忘初心，致力于为国家培育新一代的接班人。1997年，何多慧因在同步辐射领域的重要贡献，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奖金15万港币。他毫不犹豫地把奖金全部捐赠给中国科大，设立“何多慧院士奖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刻苦努力、学业成绩优良，热爱祖国、思想品德优良的学生，以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何多慧在中国科大学习工作65年，对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核科学和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档案文博院）